港九大队：插入香港敌后的尖刀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的美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时期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又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被日寇觊觎已久。

    1941年12月8日，日寇成功偷袭珍珠港。同日凌晨，早已集结完毕的日军1.5万余人，越过深圳河，迅速入侵九龙；12日，九龙沦陷；18日，日军登陆香港岛，切断市区水源。尽管21日时，丘吉尔仍声称驻港英军“无论如何绝无屈服的念头”，但港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军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沦入黑暗的香港，仍有指引前进的星光。其实，对于日军的作战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同年11月下旬，日军即将进攻香港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开会的该队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旦战事发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根据这一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进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1日，派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挺进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附近，并从第3大队第1中队抽调30人组成小分队，同时进入西贡。随后，这3支队伍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队内设立了临时中共党支部。

    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九龙、新界地区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1942年2月，为加强港九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上述部队统一编为港九大队。

蓬勃开展的城市游击战

    苦难始于血腥的屠杀。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后，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作用，日寇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

    港九大队利用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兵力不足、无暇顾及乡村的有利时机，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肃清土匪，组建抗日团体，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不断扩大队伍。

    港九地区城镇密集，遍布日伪军。面对新环境新情况，如何开展游击战？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回忆道：“在港九这个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而不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争，主要采取隐蔽斗争的形式，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运用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

    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巧仗，时聚时散，神出鬼没，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威名远扬的，要数西贡区沙田短枪队副队长刘锦进。

    刘锦进原名刘黑仔，广东宝安县大鹏镇人。他和队长黄冠芳率领短枪队曾在窝塘村联合抗日自卫队夜袭日军兵营，全歼日军1个工兵班；在狮子山遭遇战中全歼日军1个班；化装奇袭日军牛池湾哨所，全歼日伪军16人……他们频频奇袭日寇，屡建战功。

既是旱地老虎，也是海上蛟龙

    日寇侵占香港后，为把从华南掠夺的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再由日本运输武器到东南亚和中国战场，特意开辟了从广州经香港、汕头至台湾的海上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运输线，保护我方交通队、商船和渔民，港九大队组建了海上队。

    队伍最初建立时，人员装备十分简陋，但全体指战员始终以乐观的精神投入训练战斗，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苦学苦练海上杀敌技能，从“旱老虎”变成了“深水龙”。日寇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海上运输线屡遭破坏，海上队却壮大扩编为海上中队，游弋在大鹏湾内及九龙西贡沿海至担杆岛附近，以胜克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游击战。

    每日清晨，太阳刚从海平面升起，海上中队的战士们就化装成渔民，扯起风帆，与渔民一起出海。

    1943年2月的一天，海上中队4艘武装船（在风帆船上配备大口径平射机枪或重机枪和1个步兵班）和往日一样出海巡逻时，在坪洲海面与日寇两艘炮舰遭遇。鉴于敌我火力和机动性能对比悬殊，海上中队迅速返航停靠坪洲沙滩，登陆抢占制高点，猛烈反击追击日舰，重伤日寇1艘炮舰，毙伤日寇数人。

    同年11月下旬，海上中队两艘武装船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巡逻，发现从汕头方向驶来1艘日海军机帆船，拖带着1艘武装木帆船，逆风向香港方向航行，当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日船。

    日机帆船突然遇袭张皇失措，一边还击，一边赶紧切断拖带木帆船的缆绳，仓皇向香港逃窜，木帆船上装载的瓷器、高丽参及数十吨白纸全部被我方缴获。

    在3年多的海上游击战中，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与护航大队一起，共击沉敌船7艘，俘获43艘；击毙日军52人，俘36人，日军溺亡40余人；击毙伪军近百人，俘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1门及大批物资，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保护我方交通队和商旅安全、抢救物资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营救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早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曾有数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和进步活动。他们抵港后，将香港颓唐的“文化沙漠”改造为宣传抗战和民主自由的海外进步文化据点，因而引起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

    日寇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试图将其一网打尽。

    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香港的局势。1941年12月8日，战事爆发当日，周恩来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电，“香港文化界人土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艰苦而复杂的工作，港九大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层层串联，设法与全部滞留人员逐一联系，并帮助他们摆脱日军特务的监视跟踪并转移住址，分东西两线，秘密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处，再转送至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2年元旦，紧张的秘密大营救揭开帷幕。

    1月9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开始踏上离开香港的旅途。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群等人乔装混在难民群中，由交通员带领穿街越巷，黄昏时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与前期抵达的邹韬奋、胡绳等一起，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趁日军换岗之机疾驰渡海，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难民，在武工队的护送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终于抵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同时，从九龙西贡乘船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辗转抵达坪山抗日根据地。此外，由于何香凝、柳亚子等体弱不易跋山涉水，只能乘风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无风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粮少水，多亏港九大队送粮送水，才化险为夷。

    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军“虎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震撼了日军。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据《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