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贞
1927年国共两党出现分裂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和跨党的谭平山等人开始酝酿组建“第三党”。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此时对于国民党左派担任中国革命领导仍抱有期望，因此，最初他们支持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建立于莫斯科的作为中国革命领导机关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另起炉灶的“第三党”
“第三党”是介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个政党，因其政纲既非“国”也非“共”，所以称“第三党”。其倡导者谭平山、宋庆龄及邓演达等主张抛弃国民党的道路，也修正共产党的道路，而走第三条道路。“道路”主要指的是工农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
最早提出组建“第三党”的人是谭平山（谭平山于1927年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开除党籍）。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为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他看到农民运动情况令人担忧，认为不可继续，必须改变。谭平山的支持者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国民党方面有被称为“左”派人士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曾为孙中山秘书）、陈其瑗、彭泽民等。
先看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在1920年就阅读了苏俄的《土地法令》。他不赞成苏俄那样激烈的道路。1923年10月，孙中山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一个《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基本思想是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利益，即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逐步改变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鲍罗廷1923年10月到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他一心想按照苏俄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的精神，掀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及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他曾经在1923年11月通过廖仲恺让孙中山立即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那样的文件。孙中山不予理睬，后来鲍罗廷就催促廖仲恺去找孙中山，孙还是不办，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详细介绍自己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没收包括地主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在农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被鼓动起来的农民表现着强烈的自发性，煽动阶级斗争蛊惑仇恨和报复这个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拾。仿照苏俄《土地法令》组织的农民运动其破坏性立即彰显出来。
谭平山到湖南农民运动第一线考察，带回的不是激情昂扬赞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的印象，反倒在1927年5月发出布告，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政策、分共、反共十分不满，于是，同谭平山、邓演达一道加快了组党。因为孙中山使用过“中华革命党”这个名称，他们也考虑这样命名即将成立的党。
莫斯科支持
“第三党”组党活动
“第三党”的组党活动最初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莫斯科有过建立一个亲苏的国民党左派政府的打算。宋庆龄、邓演达等则试图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希望像当年孙中山身处绝境时一样，得到苏联援助。
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帮助，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前往苏联。邓演达走后，国共人士于7月初自行聚集，谭平山分别与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讨论组党。他们认为，陈独秀不行了，国民党也不行了，建立一个新党领导革命势在必行。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干部和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都赞成邓演达（邓演达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另外组党的想法。就连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本人，在7月17日离开武汉回苏联前的一段时间里，也曾“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对抗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
8月15日邓演达到达莫斯科，苏联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后来，宋庆龄与陈友仁及其女儿9月6日到达莫斯科，也是一路受到热烈欢迎。
宋庆龄到达苏联初期，斯大林批示向她和同行者提供费用，命令苏共中央周密地为他们安排活动，这时莫斯科的基本路线依然是尽最大可能“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并与共产党组成政府”。斯大林感到武汉政府高层已经被“充分利用”，成了被挤干的柠檬。现在需要“做些努力，掌握国民党的外围，使之对抗高层”。
在莫斯科，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共同商讨的是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在他们的想法中，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可以与共产国际合作，可以与共产党合作。邓演达联络香港何香凝，邀请他们共同组建新党。
就这样，经国内外互动，才有1927年11月1日《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下文称《宣言》）的发表。《宣言》发表者使用名义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宣言》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宋庆龄等“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祭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称它要“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
尽管这个准政党性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出现了，它的《宣言》也使国内宋庆龄等人的支持者受到很大鼓舞。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国民党，都没有承认其“领导”地位。
“第三党”
寻觅革命道路的足迹
此后，由于共产国际内部“左倾”盲动路线发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为了向斯大林表忠心，制造“第三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的冤案，斯大林等也指示中共对“第三党”予以追究，并安排对邓演达、宋庆龄予以批判。
不言而喻，宋庆龄、邓演达等按照《宣言》精神行使“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努力已经被釜底抽薪。宋庆龄的访苏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她是怀着对莫斯科的失望于1928年5月初抵达德国的，在那里，宋庆龄同邓演达一起围绕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钻研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并继续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建立。
1929年4月底，宋庆龄与邓演达商议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行前，宋庆龄向报界发表声明，称回国仅仅是为了参加孙中山的安葬仪式，今后绝对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5月6日，宋庆龄动身回国，结束了在国外近两年的生活。
1930年9月1日，《革命行动》创刊号发表了邓演达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下文简称《主张》），反映的是宋庆龄、谭平山等人的主张：循序渐进，似和平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主张》说：“主佃两方，暂时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这里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音符，事实上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平民政权”的阐述称：“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从而否定了无产阶级一个阶级行使专政的理论。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47年再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沿用至今。
就像当初陈独秀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时一样，“第三党”创建者的动机，也是为国为民，同样是冒着风险，他们中有人流落海外（如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等），有人被开除出中共（如谭平山），有人被斥责为“临阵脱逃”（如叶挺）。在既没有军队保证，更遑论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第三党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责任是不切实际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第三党”的历史积极意义。 （据《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