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的人事安排：不让大权旁落“四人帮”

陈晋

    “文革”开展起来后，一大批老干部因跟不上“形势”靠边站，或被视为“走资派”猛然间受到了批判和批斗。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是知晓的，甚至认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绝无全部打倒的意思。

    1967年初，开始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

    1967年2月，毛泽东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错误。2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5月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得更明确：“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

    到1969年初筹备召开中共九大时，毛泽东设想，“文革”就要结束，应该把各种人拢在一起，使九大成为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时，对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来应该是用起来，到新的实践中去改正的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有关老干部的谈话在九大前夕越发频繁起来。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作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并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上述人开会，想法又进了一步，明确讲：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这些想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九大人事安排当中。

    4月11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毛泽东说：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他当时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这些老同志后来都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当然，冲在“文革”运动前面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也进了政治局，这些人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实际上插不上手。

从十大到四届人大：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成为他一再考虑的要事。除继续让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发挥作用外，他设想从工农中间提拔一些，从相对年轻一点的领导干部中选一些。

    从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在中央领导层逐步形成四拨人：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中生代”领导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为“文革”路线的代表，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这些工农代表。

    这四拨人中，老一辈革命家最有经验、资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经验，可操持实事；工农代表有象征意义，可学习办事；至于“四人帮”，与“文革”运动相生相伴，是维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这种安排反映出毛泽东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有利于结构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结合。但这个试图把方方面面拢在一起以托长远的结构，看起来合理，实则脆弱而充满变数，因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很难调和。

    果然，到1974年，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到这年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更是动作不断，还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从而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两拨人在使用上再次面临选择。于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

    在老同志方面，毛泽东坚持朱德拟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中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面；尽管周恩来已经病重，毛泽东毫不犹豫坚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个职务非周莫属；他还讲，“国务院的工作要能办事的”，周恩来生病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顶”；再次明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此番安排表明，在毛泽东心中，当党和国家面临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时，还是要靠“能办事”且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才撑得起来。

四届人大之后最关心三件事

    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很关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这种工作布局，也相应地反映在他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之中。

    这时候，非常有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则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拢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时也意在强调三件事是一个整体，抓理论宣传不能同安定团结、经济整顿对立起来。

    总的来说，晚年毛泽东对中央领导层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又要有治党治国的经验能力，最好还要有指挥打仗的本领。反复比较，他对抓得起、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为此，关键时候他信任周恩来，两人敞开心扉，一道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说“李先念会管经济，是木匠出身，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对各种经济项目该批的批，该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经历、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邓小平，更是众所周知。

    “林彪事件”后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的好话就更多了，其中三条评价为人熟知，也最能体现晚年毛泽东的用人之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会打仗反修。

    中央领导层的格局配备，是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形成的。老同志们的信仰、经验、才干和威望，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都有所掂量，胸中大体有数。

毛主席费尽心思的最后安排

    当然，毛泽东当时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也有前提。这就是，可以纠正“文革”中的具体错误，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线和这场运动。

    1975年秋冬，毛泽东再次面临选择。当他觉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逐步触及到是否维护“文革”路线这条底线时，想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决议，结果被拒绝，这就有了邓小平的第三“落”。

    邓小平下去了，谁来接呢？毛泽东仍然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中生代”中务实稳重的华国锋，并由叶剑英、李先念和一批“中生代”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辅助。这个最后安排，毛泽东很用了一番心思，而且很坚决。

    他深知，在“四人帮”中，张春桥虽然才干强一些，但得不到老干部和大部分“中生代”的支持，而且他又和江青绑在一起，江青有野心，积怨甚多，以后会闹事。

    1976年2月，毛泽东先是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代总理会见外国人不好登报，意即希望重新考虑一个正式总理。毛泽东说好办，把“代”字去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两个小时后，又让人打电话说，在副主席前加“第一”。

    华国锋后来曾说：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这个最后安排，表明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的稳定大局，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认识。正因为党政军的大权、实权没有旁落“四人帮”，这才有了毛泽东身后发生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奏响黄钟大吕，实现了历史转折。（据《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