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华毒气战铁证

郭丹

    74年前的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31年到1945年，在这段跨越了15个年头的漫长岁月里，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包括无视国际战争法，使用各种隐瞒手段，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弹作战的罪恶行径。

    8月26日，《十五年战争 极密资料集 补卷49 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作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

    这本资料集不仅包含了侵华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己记录的1938至1939年间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进行作战的战斗报告的影印版，还包含了下达使用致死性极高的糜烂性毒气命令的军事公文、对日军士兵进行毒气战教育培训的相关资料等。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在评价该资料时说，这是展现日军在毒气战中使用糜烂性毒气的决定性史实资料，是日军毒气战研究第一人松野诚也经过严密的论证编纂而成的资料集，对推动整个侵华日军史料的研究，整个侵华战争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尽管早已发现了制造毒气、使用毒气的命令的历史资料，但一些日本右翼以没发现相关使用毒气的历史资料为由，试图全盘否认侵略战争历史。

    此次松野诚也发现的一手资料是侵华日军所写的作战报告。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松野诚也的研究，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诡辩，是日本“制造毒气弹-下达使用命令-战场使用-（中国军人、百姓）被害”这一完整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究竟是谁发现了这套资料？如此机密的资料是如何躲过日军销毁，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资料的真伪如何辨别？资料到底在讲述什么？这一切要从7月7日深夜共同社发布的一条消息说起。

“7·7”深夜里的重磅炸弹

    2019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2周年纪念日。这天深夜，日本共同社发出了一条消息——《研究学者发现首份由旧日本陆军记录的毒气部队的战斗详报》。

    消息称，日本历史研究专家松野诚也得到了由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作战的一手资料。该资料不仅记录了1939年7月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在中国山西省东部山岳地区作战时向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的种类、数量，还附有下达使用毒气弹命令的副本，并在文末评价了毒气弹的实际使用效果等。

    消息说，这是首次发现日军毒气部队自己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等相关信息的文件，文章还附有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第十八号》资料的照片。

    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昭和十四年（1939年）7月5日至7月28日，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共向中国军队发射231枚“红弹”，以及48枚“黄弹”——为了严格保密，侵华日军将装有可令皮肤及黏膜发生溃烂的糜烂性毒气的弹药称为“黄弹”，将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弹”称为“红弹”，将装有剧毒氰化氢的弹药称为“茶弹”，将催泪弹称为“绿弹”。

    虽然已是深夜，但消息一出，仍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媒体关注。常驻东京的记者随即发出消息《日媒公布侵华日军使用毒气证据》。这条消息先后被中国380家媒体使用。

    日本地方媒体也立刻给予关注。7月8日清晨，日本《东京新闻》《京都新闻》《山口新闻》等报纸均刊载了共同社的这篇稿件，很多报纸还将此稿放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严谨的历史实证研究

    在整套资料集中，松野诚也认为学术价值最高的是1939年7月，迫击第五大队在中国山西省东部山岳进行作战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这期《战斗详报》记录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首次使用糜烂型毒气弹进行作战的情形——向中国军队发射231枚喷嚏型毒气弹和48枚糜烂剂毒气弹，并评价糜烂剂毒气弹“效果非常好”。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相关研究信息，松野诚也将对《晋东作战战斗详报》的分析结果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在了日本月刊杂志《世界》的第8期。而对于整套资料，松野也都进行了判断、分析与解说。经过严谨的史实考证，松野认为这套资料就是日军记录的真实的《战斗详报》，其内容的真实性经得起推敲，不容置疑。

侵华毒气战重要责任人——载仁亲王

    松野对记者说，此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昭和天皇的幕僚长，也就是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幕后总指挥。

    这位载仁亲王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皇叔，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更是暗杀张作霖以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幕后策划者。1931年至1940年，载仁亲王担任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掌握指挥大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松野介绍，根据此前的研究，载仁亲王分别于1937年7月下达在华使用催泪弹（绿弹）、1938年4月下达使用喷嚏弹（红弹）、1939年5月下达使用糜烂性毒气弹（黄弹）的命令。但此前的研究虽然看到了命令文件，但具体毒气战在哪里打的还不清楚。

    根据松野发现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载，1939年5月13日，载仁亲王下达《大陆指第四百五十二号》命令，命令在中国华北作战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杉山“在现在的占领区域作战时使用黄弹等特殊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价值”。命令还指出，“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注意事情的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国家的人，绝不能出现第三国国家的伤者”“只要不让欧美等国发现，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弹也没关系。不仅仅是中国部队士兵，即使当地老百姓一定程度上被害那也是没办法”“要在山西省找个偏僻的地方便于隐秘的地方先以实验研究为目的用最小的弹药进行实施。注意不要用飞机撒毒气弹雨”。

    所谓的“第三国国家”，应该是指欧美国家。日本在明明知道毒气弹使用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依然在中国实施毒气战。

    松野诚也在论文中特意指出，正如《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的命令原文所表述的那样，从参谋总长的命令到参谋本部作战课再到一线部队，日军毒气部队就是基于这个命令的方针来有组织地进行毒气战的。

记录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晋东作战仅仅是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实施的一场小战役。松野说，1939年5月13日，日军参谋总长下达了在中国战场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的命令。《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录的是日军陆军步兵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糜烂性毒气弹的作战情况。据其研究考证，同一时期，除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还有日本的第三飞行集团（侵华日军的集团编制级别大致相当于师团一级，有骑兵集团和飞行集团），也就是日本的航空部队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使用糜烂性毒气弹。

    松野说，《晋东作战战斗详报》在最后的“过失、将来的参考”一栏中记录到，在山岳地带的战斗中“红弹”的使用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报告了首次使用糜烂性毒气弹威力很大，“效果甚好”。这种黄色的糜烂性毒气弹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毒气防护工具的中国士兵来说，杀伤力无疑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次在晋东实施的毒气战是被作为糜烂性毒气弹的实验而进行的，这份实验报告随后也提交给了日本的上级部队，而这份报告应该与日后日军更大规模疯狂地使用毒气弹是有直接关联的。

    松野解释说，事实上，这位闲院宫参谋总长在1940年7月23日下达了《大陆指第六百九十号》命令，指出：除了不能用飞机散布糜烂性毒气外，所有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全体陆军，均可以全面使用包括糜烂性毒气在内的毒气弹。

    这样一来，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毒气战进一步升级。（据《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