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在浙江

■ 李熠煜

    随着浙江的民营经济崛起，尤其是小商品、纺织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选择到浙江旅居经商，以义乌、绍兴、温州为主。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对于外国经商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浙江杭州、绍兴、义乌、温州等城市的街头巷尾，时常能看到印度人的身影。

印度与浙江的人文交流

    浙江境内名山云集，景色秀美，自魏晋以来一直是名士偏爱的隐逸之地。佛教传入早期，清谈盛行，因为气质相近，高僧名士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浙江便成为僧人的重要留驻之所，他们在此传教并修建禅寺。

    近两千年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盛行一时，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曾形成儒释道三家辉映的局面，其中浙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印人文交流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其第一站是上海，第二站便是杭州。泰戈尔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中印文化交流的古老传统，他在演讲现场曾赋诗一首：“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他高傲地不动。”在他心里，这高傲不动的山或许就是中印友好交流的象征吧。

旅居浙江的印度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制造业发展，来华的印度人逐渐增多。广东开风气之先，成为来华印度人的最早寓居之地，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等区域。

    而近年来，随着浙江的民营经济崛起，尤其是小商品、纺织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选择到浙江旅居经商，以义乌、绍兴、温州为主。

    根据2018年浙江省出入境数据分析，印度入境人数位居全省入境人数前十名。以常住外国人最多的县级市义乌为例，每10个外国人中几乎就有一个是印度人；外国人常住人口第三大城市绍兴市的柯桥区中，约四分之一的常住外国人来自印度。

    义乌市侨办的数据显示，2016年登记管理的境外人员达487235人次，分别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占当年义乌户籍人口的50.1%，其中人口数量排名最高的是印度人。

    除少量留学生外，在浙江的印度人大多从事贸易经商。近年来随着杭州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亦有部分印度人赴杭从事互联网领域的工作，这也与印度软件业较为发达有关。

    总体来看，在浙江经商的印度人来自印度各地，他们聚集在绍兴柯桥、金华义乌两地，主要是利用语言优势，直接为当地的私营制造业业主寻找海外买家，作为中间商赚取佣金，他们主要针对中东、东南亚、南亚、东欧和非洲的市场，也是中国小商品遍布世界的重要推手。

    绍兴柯桥是全球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市场，其出口全球的各色印花纺织品，甚至占据全球生产总量的三成。而印度目前人口超过13亿，但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一半，对质优价廉的纺织品需求特别强烈，故柯桥吸引了众多印度商人来此从事纺织品贸易。据统计，在2015年，柯桥就有常住外国人3191人，临时出入境外商达60749人，其中常住与临时出入境的印度人次都居各国之首。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品类繁多、琳琅满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国商人。印度是义乌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因为其居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巨大的需求。

    统计显示，2015年义乌的对外出口商品中，有180亿美元（出口额）的商品销往印度，占全年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义乌海关的数据显示，早在2012年，印度就取代伊朗成为义乌小商品出口的最大目的国，经海关出口印度的货值达6.9亿美元，同比增长17.1%。截至2016年年底，在义乌注册的所有外资合伙企业中，印度人合伙企业占比达12.03%。

在浙印度人的生活状况

    印度人来中国大都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抱团而居，这与19世纪晚期中国人在海外经商的模式类似。他们初来中国，人地两疏，相比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商人，他们缺乏资金，在技术、语言、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有劣势，开展商业活动困难重重。在此局面下，他们特别注重在当地构建以族群经济为主的小商圈，逐渐小有声势。

    此外，与19世纪晚期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继而形成著名的“唐人街”类似，在浙江的印度人也热衷于命名“印度街”，柯桥、义乌的印度商人甚至将其居住的地方称为“小印度”。

    由于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不仅自己参与海外贸易，还拖家带口来柯桥、义乌定居，当地一些相关行业也随之而兴，比如餐饮、外卖等门槛较低的行业。

    仅在义乌的城北路上，就有十几家印度餐厅，提供特色美食。随着到柯桥、义乌等地定居的印度人数量增多，他们成立了商会，互相帮助、调停纷争，进行自我管理，形成独特的族群生活空间。据这些印度人的邻居与商业伙伴反映，虽然这些印度商人存在资金不足、时间观念较为淡薄等“劣势”，但其温和、开朗的性格特质非常讨喜。

    机遇与挑战并存。旅居浙江的印度商人身处异国他乡，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在生活习惯、人际交流等方面，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协调好来自印度不同地区人员的关系，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这些“异乡人”面临的挑战，也成为当地管理者的难题。而在浙印度商人能否适应当地生活，也直接关系到当地社会稳定和城市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格局。（据《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