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中美军F-14飞行员历险记

    1991年1月21日清晨，我和雷达操作员拉里·斯莱德中尉驾驶着AA212号F-14A-PLUS战斗机升空（我驾驶的这种“F-14A升级版”在1991年之后被称为F-14B）。我们的任务是执行护航——简单地说就是护送一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进入伊拉克，飞到艾·阿萨德机场附近，EA-6B将发射一枚“哈姆”反辐射导弹，攻击机场附近的一座雷达站。之后，任务结束，我们返航。

    虽然这时海湾战争已经开始了四天，但其实我和拉里·斯莱德两人都还没有进入伊拉克上空执行任务。凌晨6时10分，机群起飞，我们在空中先进行了编队，大约飞行80千米之后就进入了伊拉克领空，直插伊拉克中部。机群中的A-6“入侵者”攻击机首先执行作战任务，它们在艾·阿萨德机场投放了若干延迟引信炸弹。但我们护送的EA-6B要飞得更远，在从机场上空飞过之后，还要从西向东继续飞行70千米左右，才能抵达作战空域，在那里使用“哈姆”导弹。在我们经过机场又飞行了50千米后，EA-6B就开始搜寻目标，如果EA-6B没有搜寻到目标信息（表明雷达没有开机或已经转移阵地），那么我们就会带弹掉头返航。

    我们一直在护送EA-68进入作战空域。由于云层增多，我们增加高度以避免钻云。我们飞行了不到70千米，EA-6B就捕捉到了目标，发射“哈姆”并且报告摧毁了目标。之后我们继续在目标上空飞行了48千米，这是标准的电子压制飞行。EA-6B电子战飞机有硬杀伤和软杀伤两种打击手段，刚才发射的“哈姆”导弹属于硬杀伤摧毁手段，而EA-6B上还携带了几种电子干扰设备作为软杀伤手段，它们开机时，会干扰很大一片地区的电磁信号，比如雷达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定位信号。

    当时，我们的飞行高度在7800米到9000米之间。经过48千米的电子压制飞行，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第二次打击，所以机群左转离开。但这时，“萨姆”导弹的尾迹进入了我的视野!拉里·斯莱德也看到了导弹，它应该就是一枚旧式的SA-2。我增大了发动机推力，试图规避导弹的跟踪。当我操纵飞机在空中翻滚，“萨姆”仍然跟踪着我们，离我们的尾部越来越近，之后是一道明亮的白色闪光，导弹爆炸了。F-14全身战栗起来，但由于惯性，还是继续向右滚动。

    我这时心情很沮丧，因为我们第一次入境飞行，结果就要被击落了。爆炸的冲击把我的氧气面罩撕掉了。在我努力抓住它后，但它已经损坏。

    现在，飞机开始水平旋转，我无助地在座舱里四处乱按。很明显，这种操作无法让我重新控制飞机，所以和拉里·斯莱德几乎同时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拉下了弹射座椅的手柄。

差点半身不遂

    我们在大约4200米的地方跳伞了。在弹射瞬间我坐的姿势不太好：我为了拉弹射座椅的手柄而伸展身体，并且花了些力道才拉动手柄，这让我的身体偏离了正确的姿势，弯腰驼背。但幸好F-14的飞行座椅很软，于是我只是被抛到一边，脊柱没有受损。EA-6B也看到我们被击落了。他们立即用无线电通知上级。

    拉里·斯莱德在拉下弹射座椅手柄之前，也在机舱里发了求救信息。他使用的是一部PRC-112无线电台，而我用的电台是PRC-90。PRC-112比较新，具有定向能力，但每架F-14上只有一台PRC-112。

    在空中，我看到左边大约150米处的拉里·斯莱德。然后，彼此之间再也看不见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搭档拉里·斯莱德确实降到了地面，但在着陆的时候伤到了脊椎骨。

    在弹射造成的疼痛还没有过去时，我就看到我的F-14的坠机地点的烟柱。而我又想，要是成为战俘，我的家人可能要疯了。但稍后，一些飞行员求生技能培训的知识开始渗透进我的脑子。

    我发了紧急无线电呼叫。然后我寻找有利的隐蔽地形，同时呼叫斯莱德，但他没有回应。随后，我先确定方向，然后来到了一片小草丛里。我想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像土拨鼠一样，挖出一个洞然后藏起来。

    大约9时，我看到3千米外有个个蓝色圆柱形物体。当我靠近它时，我才发现是一辆坦克。看上去这一带比较安全，我拿出了我的救生刀,在附近一个小河滩挖了一个1.2米长、0.9米深的坑。我手上起了水泡，还沾满了血迹。这个坑大概离那辆蓝色的坦克300米。

    但我的举动还是有一些愚蠢。我在一片平坦的原生态的土地上挖出了大量的泥土。所有这些向上翻并堆起来的新土很可能会引起敌方侦察队或飞机的注意。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想把部分泥土放回坑里，像毯子一样垫在坑下面。当然这效果有限，挖出的土堆还是明显凸起于周围环境。最后，我胡乱在周围的土地均匀撒上一些沙土以让土堆和附近的土地颜色大致相同，然后把无线电台放在坑沿，我爬进坑里。

伊拉克坑王

    大约10时30分，我第一次听到了两架单发飞机在高空飞行的声音。我猜这可能是伊拉克空军的飞机在飞行。接下来我又听到自己人的F-15战斗机。当然，这些都不是直升机的声音，战斗机无法降落下来带走我。我趴在坑里不敢动。后来，我听到了卡车的声音。

    根据飞行员求生技能培训时候讲的，卡车的声音需要特别注意。我悄悄抬头向西看。一辆卡车开到了那辆坦克旁。下来的人像是伊拉克平民，他们在坦克上搜寻了一下就走了，可能是找找有没有可以拆卸的物资。

    中午12时，我再次用电台与斯莱德或其他部队取得联系。12时05分，联系不上，关闭电台以节省电量。过了一会，我又打开电台。突然，我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在2828频道，紧急搜救(SAR)频率。我立即呼叫。“板岩46，能听到我的呼号吗?”让我吃惊的是，有人回应了!我想我快要得救了。

    “让我再靠近一点，这样我就能和你说话了。”无线电中的人说。

    他们让我把信号镜朝南照，我照做了，但空中的飞机没有看到。

    “救援大致是从北面过来。请转向南方看，”无线电中的人告诉我，“我们要投一个照明弹。”

    “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飞机，以什么状态飞行。”我说。

    “我们在5400米高度飞行。”他说。

    接着，我看见了一架A-10，绰号“桑迪”。我用标准的飞行引导用语引导“桑迪”。他没看见我，但他准确地在我头上不到30米的空中掠过，并投放了一个用于定位的无线电信标。

    “我要回去加油了，”“桑迪”说，“尽量减少通信，我们30分钟后回来。”“桑迪”然后就飞走了。他们整个上午一直在找我们，但因为天太亮，害怕地面的目视瞄准的高炮攻击，因此在9时暂时放弃了搜寻，直到中午我与他们建立联系。

获救

    “桑迪”的飞行员召唤了直升机，告诉他们坠机的飞行员距直升机还有48千米，直升机随后朝我飞过来。

    然后，“桑迪”在无线电里告诉我注意看天上，直升机已经到了离我大约24千米外，飞行高度是150米。当直升机出现在我的视线内时，我看到空中有伊拉克的米格战机向他们靠近。但空中始终有我们的F-15和E-3，于是F-15也向伊拉克战机靠近，逼迫米格战斗机逃跑。

    当我第一次联系“桑迪”时，我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问我与飞机失事地点的关系。我回答：“大约在北边8到10英里处，在一个蓝色坦克的正东面大约1000码。”如果伊拉克人也在侦听这个频段，他们很可能会比救援队更先找到我。

    当飞机靠近时，在我的南方的公路上，我发现了一辆军用卡车，用帆布盖着——这可能是一辆自行高射炮。我有点惊慌。但转念一想，A-10是一架全副武装的对地攻击机，有巨大的机炮，直升机上也有12.7毫米机枪，对付一辆高射炮卡车应该不是难事。果然，A-10马上在无线电里说：“直升机请加速，公路有点‘脏’。”接着，“桑迪”开始俯冲，进行扫射。两次扫射后，公路上只有火焰和灰尘。

    救援直升机是MH-53J“铺路鹰”。它悬停在离地1.5米的地方，离我大约15米远。我从洞里钻出来，带着我的随身物品和装备。一个特种部队的人从直升机里跳出来向我挥手。我跳上直升机。

    特种部队看上去就是非常精锐的感觉，身上挂着很多枪。的确，敢在白天乘直升机进入敌方领土240千米，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接下来，我们的直升机以离地10米的飞行状态，以140节的速度一口气飞了220千米!我在飞机上向后看的时候，还看到了第二架直升机。他们一直在互相掩护。

    最后，我们的直升机降落到了阿尔朱夫机场。在机场，每个人都很照顾我。在这里，我还见到了首次与我建立联系的A-10“桑迪”飞行员保罗·约翰逊上尉和第334空军基地的兰迪·高夫上尉。几天后他们上了电视。

    由于身体状况很好，在被营救后，我在战争中又执行了近30次飞行任务。（据《现代舰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