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结义”潮流

    金兰结义的习俗源远流长。现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唐中后期抄本《曹溪大师传》，讲述了禅宗六祖惠能：“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这段叙述表明，“结义”行为在八九世纪的唐代已经并不令人陌生。

    晚清民国时期，金兰结义现象尤为普遍，同治七年(1868年)，来自福州的邵积诚、陈宝琛，与来自河北的张人骏，三人同榜考取进士、钦点翰林，后结为金兰之交。邵积诚居长，张人骏排第二，陈宝琛排第三。三人后来并且相互结成姻亲。张之三妹嫁邵为继室，张一孙女为邵之孙媳；邵之两女嫁于陈家为长媳、侄媳，邵一孙女为陈之孙媳，陈之侄女为邵之三媳。

    邵积诚之父邵启元，道光年间亦曾与李鸿章、马新贻结拜金兰。李鸿章家贫，身为盐商的邵家曾经予以资助。后来李鸿章官越做越大，权倾一时，曾对邵积诚及其堂兄弟有所关照。

    据《申报》报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阴历五月十三日，适逢关帝诞辰，旅居上海、素昧平生的鲍叔衡与管秋初，因为“一见如旧”，“雅慕昔时齐国管(仲)鲍(叔牙)交”，于是互换金兰谱，并在益庆酒楼大设筵席，广征沪上名流，诗文唱和，作为见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时年14岁、正在读中学的叶圣陶(时名叶绍钧)，与年长自己7岁的同学袁封百结为兄弟。叶圣陶之孙、当代作家叶兆言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其事。不过，叶兆言的文章透露，两人家境不同，后来际遇颇殊，并无实质性的交往。

    正如许多金兰谱所示，管鲍之风、桃园之义，是普通结义的标准参照，其所推崇、向往的目标是长期乃至毕生资源共享、情感无间、心意相通。由此形成的结合形态，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朋友。这种结义多以正面的精神激励为主，以情感和道义相劝勉。

合伙结义：共同图谋天下

    合伙结义跟普通结义一样，都沿袭了传统的“金兰结义”习俗，同样体现为个体之间结拜异姓兄弟。但与普通结义不同，合伙结义有着清楚、具体的目标，而且往往是超出寻常范围的大事、险事、难事、奇事，结义对象围绕该目标开展合作行动。

    合伙结义的例子古已有之。比如《三国志》记载，刘备与关羽、张飞“恩若兄弟”，公孙瓒与刘纬台、李移子、乐何当“定兄弟之誓”。公孙瓒的结拜兄弟、刘关张事实上形成兄弟情谊，都是为了共同图谋天下。

    蒋介石早年跟陈其美、黄郛三人的结义，属于现代版的“合伙结义”。1924年10月，冯五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推举黄郛为摄政内阁首领，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1月18日，身在广州的蒋介石通过汪精卫给黄郛捎去一份电文，请他尽力帮助即将北上的孙中山。文中谈及早年结义之事，这封电文里，“打铁约言”四个字是关键。

    汪精卫刚开始看到电文觉得很奇怪，怀疑“打铁”二字有误，黄郛告诉汪说无误。对此，黄郛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中作出了解释，“膺白(黄郛字膺白)与陈、蒋两先生换谱，在上海打铁浜地方，约言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结义，发生在辛亥年上海光复之后不久。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崩溃在即，新的共和国家正在酝酿之中，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师长黄郛、团长蒋介石结为异姓兄弟，准备共同追随孙中山做一番大事业。

    只是后来风云变幻，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夺取，革命事业历经挫折。孙中山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向自己个人宣誓，黄郛不同意这种方式，于是以独立身份涉足北京政坛。陈其美于1916年遇刺身亡，蒋介石则长期找不到政治方向。直至1924年底孙中山受邀北上，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结义兄弟再次携手的可能，于是对黄郛重提当年“打铁约言”。

    可是，时局变幻，黄郛代理国务总理不足一个月即下台。蒋介石抱持的“兄弟”携手的期望，也再次落空。此后几年间，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展开，蒋介石很快成为国民党阵营最高军事首领。1927年春，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抵达上海。

    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回忆：“蒋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雅尔培路我们家里，谈到政治，又谈到英士先生，叹息着说：如果英士先生(陈其笑字英士)不死，可以办党。蒋先生自己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合作分工。”

    沈亦云回忆的蒋介石关于结义兄弟分别掌权的念头，很可能实有其事。众所周知，后来蒋介石确实把党务重任交给了陈其美两名侄子陈果夫、陈立夫。 

    黄郛当时对国民党的组织、作风和制度均有异议，没有答应入党、但他还是担任了上海特别市首任市场长，1928年又出任外交部部长，积极为蒋介石打开外交局面；1933年，他再度为蒋介石分忧，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承担与日本折冲的艰难任务。纵观蒋介石与黄郛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得上善始善终的合伙结义。

    晚年章太炎与李根源的结义，基本也可归入“合伙结义”的类型。李根源自撰年谱1924年46岁这一条目，开篇即记载说：“太炎先生与余缔金兰交，视余如弟。先生当代大师，何敢呼兄？仍事以师礼。”章太炎给李根源信中的称呼，也能印证两人结义之事。

    结义之后，两人一直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生活上相互关心、帮助，精神上相互慰藉，真正做到了至死不渝。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们让“金兰结义”的理想变成了真实的案例。

同盟结义：纯粹的政治策略

    同盟结义同样古已有之。北洋军阀时期，军政集团之间出于利害关系而进行同盟结义的消息屡见报端。

    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的几次结义，则是现代版“同盟结义”的典型案例。

    1925年10月5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主动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互换金兰谱，结为兄弟。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结义的具体背景。此时孙中山刚刚去世半年，广东革命政权仍然群龙无首；蒋、朱两人则分别统领一支部队，实力大致旗鼓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之所以主动发起结义，结成同盟“干大事”的意图非常明显。后来两人一直在军、政领域密切合作，最终蒋介石成为“党国”领袖，朱培德则是蒋介石信任、倚重之助手。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1926年8月10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主动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结为兄弟。但，同样是出于合作干大事的“同盟结义”，蒋、李后来的关系，却与蒋、朱关系相去甚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早已经成为最高军事首脑的蒋介石，仍然采用结义方式来收服其他实力派首领。

    1928年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郑州交换兰谱，结为兄弟。冯玉祥后来回忆说，结义之举是蒋介石主动提出来的。不过，据蒋介石1928年2月17日的日记载，结义是由冯玉祥提出来的，“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欲约为兄弟，乃换兰谱”。

    192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当时蒋介石虽然是党国要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是自己兼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需要取得中原和北方两大实力派特别是中原地区冯玉祥的支持。而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虽然手握重兵，但在“党国”系统的资历、人脉和声望都非常有限，需要取得党国要人的政治支持。这样，双方刚好能够达成互补型合作。

    直至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同盟结义纯粹是一种政治策略，“义”只是一块装饰性的头巾，随时可以取下来丢弃一边，很难发挥实际约束力。   （据《江淮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