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国晖 丁英顺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周恩来肩负历史使命，积极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武汉、重庆、延安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走出国门，远赴苏联，在治疗臂伤的同时，进一步介绍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加强中共与苏联的直接交流和联络，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援助，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仍不佳。由于右肘始终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如不及时治疗，有成终生残疾之虞。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由于延安没有自己的飞机，中共中央只好电请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但抗战期间，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资源调配更是紧张，加上周恩来身份特殊，使得航委会进退维谷。但随后延安又来电，称已请求苏联派专机来接，航委会才如释重负。
蒋介石闻讯后却勃然大怒，严令航委会必须派专机赴延安接送周恩来。据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939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张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在研究大会席上，报告此次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派飞机接送莫斯科治疗。航委会无机可派，正踌躇间，延安电称，已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委座对于此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飞机来迎。张主任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百分之一之懈怠！”那么蒋介石为何大怒，并坚持派专机送周恩来呢？唐纵在1939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苏俄飞机来去兰州，不事先通知我方，黄秉衡（时任兰州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来电请示。陈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处事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国际问题，丝毫不敢做主。今日委座批下要当地严重表示，未得通告不许自由入境。这是何等正当之处置。”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飞机无视国民党当局，经常自由出入西北国境。如今国民政府若不派专机接送周恩来，更给了苏联飞机出入中国境内绝佳理由；其次，时逢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何况周恩来还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一职。如此要人出境赴苏疗伤，国民政府却派不出专机，实在很伤蒋介石的颜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对航委会“不讲政治”的表现“甚怒”了。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机抵达延安，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其夫人邓颖超、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人。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在那里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
时间最短的治疗方案
周恩来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苏联政府对周恩来的臂伤十分重视。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苏联专家名医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40度至60度以内活动。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长期在国外治病”，坚持选用第二个方案。
但从后来发现的史料来看，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医生还是给周恩来做了手术。学者李永昌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于1939年10月8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臂伤的经过。据信中记载，手术于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实施按摩治疗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能力。按照当时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也指出，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面临半残疾。
尽管不需要动大手术，但治疗过程却是异常痛苦。注射麻药后，医生把周恩来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麻药失效后，周恩来经常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依旧是疼痛难忍。但周恩来凭借着极强的信念和毅力，顺利地完成了治疗过程。
工作比医病更重要
周恩来此次赴苏联除疗伤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共产国际介绍说明中共的抗战情况以及国共关系，争取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早在治疗期间，周恩来就经常不顾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忍着疼痛在病房里夜以继日地工作。
刚出院，他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也完稿了。当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认识却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为了解开疑团，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撰写了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研究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议指出：中共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据此，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此外，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驻共产国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到莫斯科郊外的中国党校、国际儿童院中国部看望了在那里的中共党员和孩子们。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等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然后乘苏联专机经迪化到兰州。1940年5月，他回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来此次苏联之行，既治好臂伤，又圆满完成中共中央赋予他出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使命，周恩来还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苏联及时“给我党若干援助，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回重庆”。自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后，中共就再没有向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了。（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