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五捷：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指挥的“经济仗”

    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就开始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经济挑战，而共产党同上海资本家打这场经济仗，是陈云指挥的，他在上海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手段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终于打胜了这场开国经济仗。

    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场较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上海一解放，陈云就决定，多发行一些人民币，使用在上海方面，通过购买上海方面的物资，使人民币进入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

    与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同时，陈云领导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陈云原来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但上海的资本家耍了一个花招：先不动声色，让人民币兑换金元券，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元券后，再用黄金、白银、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也走金元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当人民币基本兑换掉金元券后，上海资本家采取了两招：一招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他们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块银元一转手，即可获得人民币160多元，使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造成人民币贬值。另一招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

    陈云一开始想用抛售银元的办法，稳住市场。他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吃了进去，不但没有稳住市场，反而亏了10万银元。

    经历此事后，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资本家操纵银元和我们打经济仗，主要大本营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把预先已经确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至法院审讯。

    陈云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两手，很快就把上海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去，打胜了同资本家的银元之战。

粮食之战

    银元之战之后，共产党与资本家的较量转入粮食市场。

    上海解放后，由于上海此前长期被围困，粮食十分短缺。资本家们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操纵粮食市场，囤积居奇，试图通过掌握粮食，来牵住共产党的鼻子。在他们的操纵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已经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到两倍以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成本，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使人心浮动。

    陈云意识到，同上海资本家打一场粮食仗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一定要打胜，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恢复上海的经济。陈云说，“我们不要悲观，我经过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这个我们能够解决。”接下来，陈云组织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地区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同时，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万斤，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吃面，上市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上海市民在战乱时期都存有应变粮，这些也可以补充粮食缺口，上海周边地区是产粮地区，7月底江苏的早稻就熟了，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立即组织人员收购江苏的大米，运到上海，供应市场。为了万无一失，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然后，在九十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一开始，上海的资本家见政府运来粮食，便组织高价收购，企图把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也控制在手里，但当上海资本家手中囤积大批粮食时，才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并且用平价销售，他们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

    为了使资本家永远不能操纵上海的粮食市场，陈云组织干部，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与那里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上海粮食，这样，资本家就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

棉花之战

    上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纺织工业在上海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海解放后，恢复生产所面临的一个大任务，就是恢复纺织业生产。上海资本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为了自己牟取更大利益，更为了把共产党挤走，便把棉花控制起来。他们的打算是，控制了棉花，上海的纺织工厂就开不了工，上海就不能恢复生产，共产党就会去求他们，他们就能借此来左右共产党的政府了。

    陈云识破了上海资本家的阴谋。他在组织恢复生产中，首先就抓住了棉花这一关键环节。人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棉花一时没有那么多，陈云就指示，先让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纺织厂开工，优先供应这些工厂棉花。接着，他组织人员从各方面收购棉花，从中纺收购23万担，从香港收购一些，从上海贸易处收购一些，再从华东、华北、西北买进一些，很快就集中了79.6万担棉花，完全满足了上海各纺织工厂的原料之需。在从各方面收购棉花的同时，陈云预先把收购新棉的计划安排下去，11月底就把新棉拿到手了，接着，又从华北、华中、西北、华东订购了480万担棉花。这样，共产党手中就基本掌握了棉花市场，保证供应各纺织厂生产的原料。资本家一看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棉花供应，害怕亏本，只好把手中掌握的棉花低价售出。在棉花之战中，资本家们又败下阵来，还吃了大亏。

运输之战

    上海解放后，资本家利用受到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时修不好，运输效率差，而上海市对商品和各种物资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况，操纵私人运输渠道，借此操纵上海的商品市场，给人民政府出难题。陈云认识到，共产党要在上海站住脚，就必须迅速解决运输问题，而且，共产党只要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把运输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他一到上海就指示抓紧修复铁路，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增加列车通过的数量。蚌埠至浦口一段，要争取开16～18对列车。他强调，必须解决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的问题。他还具体提出，要增加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速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为了修复铁路，政府要舍得大量投资。同时，他还指示，对主要公路运输线路也要全力修复，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光是搞汽车运输，也搞马车，甚至骡车、驴车运输，总之，要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

    陈云亲自抓运输问题，使通往上海的铁路很快就全部修复，而且运输效率达到了很高水平，公路运输也很快发展起来，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上海的物资供应、商品流通问题全部解决了，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了，资本家们也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他们不但在运输之战中败下阵来，而且只能听从人民政府的指令行事。

抑制通货膨胀之战

    上海刚解放时，由于军队的进驻，加上对旧政府人员要包下来，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又有大批新的工作人员，工厂复工后，上海的职工数量也增加了。各方面需求过大，使上海的物价很快上升。资本家利用这一点，操纵物价，使上海很快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

    资本家要利用通货膨胀搞垮我们，我们同资本家打一场搞通货膨胀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拉锯战，已经势在必行。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尽快稳定人民币，稳住物价。

    陈云决定，采取这样几个办法：

    一是发行公债。发行公债，可以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为了防止发行公债后出现问题，陈云预先采取了调剂通货，调剂发行公债的数量，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等措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虽然后来发行公债推迟到了1950年1月，但其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待公债发行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增加税收。上海刚解放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认识：国民党时期税收多，我们就不要搞那么多税收了。陈云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税收是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实行的，只是我们要限定在一定范围，使人民承担得起，同时税收也要用之于人民。这样，人民会拥护税收，我们增加了收入，就有经济力量来抑制通货膨胀了。为了加强税收工作，陈云要求，每个县在配备领导干部时要配备一个能力很强的干部当税务局长。陈云这个意见报到中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支持他。经过一番工作，上海的税收很快就大幅度增加，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三是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在陈云领导下，上海与周围各地区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锁，农民的粮食可以在这些地区之间自由贸易。这样，农民的粮食能够卖到最高价，城市里的粮价也降低了，工业生产的成本降了下来，工业产品的价格也降了。

    此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陈云还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统一管理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措施。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不久，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资本家们想利用通货膨胀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企图没有得逞。（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