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后的生命

■ 晓梅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个侧面有空调机箱、顶部有大大小小几根天线的集装箱被摆放到了Y国首都附近的某军用机场内。这个铁皮集装箱就是戴森驻外期间的工作场所之一。戴森是芝加哥某高校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在6年的高校生涯里，他取得了2个本科和1个硕士学位。2013年毕业后，他进入一家无人机公司。戴森说，他感到蛮幸运的，自己的学业与飞行器设计相关，毕业后又正好赶上了无人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时期，虽然与自己最初的梦想——设计有人机，最好是战斗机有些偏差，但总归都是天上飞的，他对这份工作同样感到满意。

    在戴森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年，该公司的无人机产品由于品质优秀，获得了Y国客户的订单，戴森被派往该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也相对艰苦，但比工资高出2倍的驻外补助让戴森在出差前自信地认为，他能愉快地度过这一年的出差生活。

    但在Y国工作三个月后，戴森的心态就从因为未知而好奇的喜悦，到看到杀戮时的震惊，再到后来现实与虚拟错位带来的恍惚，进而逃避，却又无处可逃。戴森说，在本国进行无人机测试时，从屏幕上看到无人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他感觉就像打游戏，但在Y国培训客户的工作中，他的心态十分波澜，他得寻找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

第一视角的游戏?

    面包饼是当地人喜欢的早餐主食，与西方面包的蓬松口感不同，这里的面包使用炭火熏烤，做法有点像中国新疆的烤馕，但又没有馕那么干。“在驻地吃完早餐后，我喜欢随身再带2块面包。”戴森说：“我们这款无人机的最大续航时间超过24小时，虽然来到这里之后还没有进行过24小时的超长航时飞行，但三五个小时的飞行培训还是经常有的，饿了就把早餐面包饼当点心掰着吃。”

    “我们的无人机飞行流程是，”戴森介绍说，“无人机操控员和机务一起检查无人机状态，然后通电。与此同时，铁皮箱内的操控台开机，无人机和操控台建立通信。无人机操控员进入铁皮箱，坐在操控台前，像打游戏一样滑动鼠标，进入飞行界面后，握住油门和操控杆，像开真飞机一样，推油门、拉杆，飞机就起飞了。”

    “操控感”是戴森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他反复强调：“我是在操控它，而不是驾驶它。这是和真实飞行最大的区别。操控一词形容的是飞机在飞，而我没有飞，但驾驶则是形容我和飞机—起飞。”

    操控无人机和驾驶有人机都有反馈延迟，但由于没有亲身坐在飞机上驾驶，面对屏幕操控无人机时的延迟感，有点像打游戏时遇到的卡顿。虽然利用Ka波段的高速高带宽卫星通讯，能使延时缩短到1秒之内，但当操控员面对屏幕时，依然会产生模拟飞行的体验感受。

实战引发的伦理思考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Y国客户已经可以完全自主操控无人机执行任务了。执行实战任务时，戴森不能上手，所有工作只能由客户亲自操作，戴森此时的工作是——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只有当客户在执行任务时遇到困难并提出需求后，戴森团队才能进行必要的支援。

    一切与平时训练的一样，航前检查、滑跑起飞、爬升、飞向任务空域。由于情报详实准确，无人机在任务空域很快就发现并锁定了目标，现场指挥官下令：“确认目标，可以开火。”坐在操控台屏幕前的操控员按下那枚红色的按钮，2秒钟后，屏幕中升起一团烟火。数分钟后，现场指挥官手中的对讲机传出声音，“确认目标消灭，任务完成。”操作间里的人欢呼起来，某型无人机在Y国的首次实战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戴森回忆说：“那的确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当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小小的庆功宴，但回住所的路上，同事对我说了句‘我们的无人机终于开张杀人了’后，我的好心情自此凝固。”

    虽然从一开始，戴森就知道他们研制的这款无人机是用于执行“杀人任务”，但是直到在Y国第一次见到实战后，戴森才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屏幕上的杀戮，是多么的简单。别人的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指掌之间，虽然那次任务目标是恐怖分子。

    戴森说：“我记得2016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伦敦陷落》，片头演绎的就是美军用无人机对一位参加婚礼的恐怖分子头目进行定点清除，从无人机上投下的导弹在婚礼现场爆炸，造成不少平民死亡。Y国执行的第一次实战任务虽然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像电影中那样?如果是，那么教他们技术的我是不是手上也沾了血？”

    自那之后，戴森坚持了三个月的好心态有所转变。戴森其实是幸运的，因为他只是公司派出的技术人员，向客户提供技术服务，至于客户怎么使用无人机，戴森他们完全无法左右，实战任务时，他们更是不被允许参与其中。因此，戴森团队只是在这场无人机杀戮产生的道义和伦理漩涡的边缘，但这也足以让心思敏感的戴森焦虑。

    无人机杀戮带来的伦理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单是专门讲述无人机反恐任务的电影就有许多，其中，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天空之眼》，讲述的就是美英使用“死神”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的故事。电影中，反恐部队跟踪恐怖分子6年，最终在肯尼亚将其锁定。但是在任务执行阶段，英国方面评估在导弹的杀伤半径内有一位正在卖面包的小女孩。经过多轮营救任务，地面部队没能成功地将小女孩带离爆炸区。最终，执行打击任务的无人机操作员只能服从命令，含泪向小女孩身边的房屋发射了导弹。2枚“地狱火”导弹准确地击中目标，恐怖分子被消灭，小女孩也被炸死。

    电影固然有对现实的演绎与夸张，有对伦理的探讨与争论，但结果往往又都是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杀人的武器有可能被滥用

    对于战争中平民死伤这个伦理问题，决策者们基本上都将立场放到了保全大多数一侧。但对于任务末端的执行者来说，端正立场和平复情绪可能就没那么简单。科技使战争变成了一场屏幕上的游戏，对于坐在“游戏屏幕”前的无人机操控员，锁定目标，按下按钮，现实中就会有人死去。

    “当杀人的方式变得如此简单，杀人的武器就有可能被滥用。”戴森说，他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事实上，戴森的担心早在他参加工作之前就已经是现实了。根据“新美国基金会”统计，从2004年至2012年，美军在巴基斯坦使用无人机攻击就造成了约2634人的死亡，其中平民达到477人。造成这种结果的几个因素之一是恐怖分子往往隐藏在闹市中，与平民混在一起，这就增加了辨别的难度。二是无人机技术体系的不稳定性和技术设计的主观性，就造成了这些悲剧的发生。

    “攻击型无人机研发的初衷是降低作战成本，提高作战效率，减少人员伤亡。”戴森说：“如今，作为制造单位，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性能优秀的无人机可以满足上述目标，但怎么用，是客户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

无人机操作手实战后

要寻找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

    在Y国一年的出差经历使戴森开始思考无人机操控员的心理情况，他说：“我和客户的操控员交流过，他们也表达过忧虑的情绪。作为一场任务的情报员、指挥员和末端执行者——无人机操控员，当然只能无条件的执行命令，但是在心里，他们也十分困扰。除了担心可能的平民伤亡外，他们更担心的是，在这个并不算十分太平的国度里，他们的亲人会不会成为在打击恐怖分子时的意外牺牲品。这样的压力远比西方国家在中东执行的无人机打击任务对操控员造成的心理压力大得多。”

    驻外美军执行无人机打击任务人群的心理负面情绪要更严重些。俄亥俄州莱特派特森空军基地航天医学院研究员韦恩·查普利和莉莲·普林斯访问了147位曾经参与无人机远程作战任务的情报分析员和主任。调查结果显示，有3／4受访者表示感到悲伤、失落和自责，不少人长期持续忍受这些负面情绪。随军牧师则表示，一线任务人员最难忍受的并非创伤后压力综合征，而是源于良心的谴责。

    戴森最后说：“我是这样宽慰自己的，谁挑起战争，谁就丧失伦理道德。我们的行为是为了终止战争，终止暴力。我们使用无人机打击的都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是他们挑起的战争，我们要结束它。战争引发的伦理重担不应由正义一方承担，除非正义不纯粹。除此之外，我不会再多想，因为那些是决策层应该思考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为决策层的决定是否正确而在自己心中落下重的伦理负担。”（戴森为化名）（据《航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