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变局1972：新中国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     1972年是中国大变局之年。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访问，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这一年，中国总共与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同时，中美关系这把钥匙，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经贸之门。

    “何必那么僵着呢”

        章百家退休前是中共中央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美关系走向缓和那几年，他20岁出头，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士兵。
        他第一次意识到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是1971年初。他所在的部队下发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整理稿，那之前，大家担心会爆发中苏战争。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让他觉得战争可能性降低，是一件好事。几个月后，他又从部队下发的报纸上看到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
        章百家的父母都是中美破冰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初基辛格决定秘密访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专门的筹备组。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时任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长，是筹备组的主要成员，母亲张颖也是这个组的成员。小组对外是绝对保密的。
        直到后来，他才听母亲讲起一件小事。“文革”开始后，钓鱼台国宾馆里的花木都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铲除了，花坛里种着菜。基辛格来访前，张颖等分头到北京各大公园去寻找盆花，几经周折，才在天坛公园附近找到一位姓赵的花工师傅，把他家里偷偷种的七八盆花全部“借”到了钓鱼台。
        如今，章百家回看当年中美接近的历程，一个总体感觉是，周恩来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作为中美外交的操盘手，他小心谨慎地寻找着平衡点。
        1972年2月21日中午，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总统乘坐的“76年精神号”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尼克松走下飞机两个多小时之后，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他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原定15分钟的会谈，谈了65分钟。
        对亚洲及世界局势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跟你谈的事。”两人更多在谈“哲学问题”。
        在会谈的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打破国际惯例的公报

        尼克松来访的第4天，双方依然僵持在一个问题上：中美《联合公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措辞。
        对美方的草案，周恩来当即表示非常不满意。他参照过去国共和谈在《双十协定》中摆明分歧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章文晋和“政治组”(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在美大司保留下来的一个小组)几个成员连夜另起炉灶，拿出了中方的草案。
        但毛泽东对方案不满意。于是，周恩来在草案中加入大量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开宗明义写道：“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说“有些神气了”。
        张颖回忆，基辛格最初看到中方提出的草案，十分震惊。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是否能接受一份开篇便是革命话语的公报?对此，周恩来耐心细致地向他做了说明和分析。 
        现场翻译唐闻生曾回忆说，会谈一度暂停，基辛格和助手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花园散了一会儿步，回来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继续谈判公报细节，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基辛格直接谈判。乔冠华提出的表述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觉得这一措辞过于强硬，希望将美方撤军表述为一个目标。
        期间，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经毛泽东同意，最后的措辞为：“它(美国方面)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外交大年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周之后，中英两国签订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将两国之间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中日关系也在这一年迎来转机。
        当年7月，对华友好的田中角荣成为日本新任内阁首相。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周恩来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了这场重大外交行动。
        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联合声明》前言中对日本侵华历史如何表述。
        9月28日晚10时，中国外长姬鹏飞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底层会议室举行《联合声明》签字前最后一次会谈。最后，大平外相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姬鹏飞思考后，建议双方休息10分钟。后来担任会议翻译的周斌才知道，他是向周恩来请示去了——当晚，周恩来就坐镇在钓鱼台。复会后，姬鹏飞表示，接受日方的建议。问题终于解决。
        周斌介绍，外交部个别人对此还不大满意，认为在“战争”前该加上“侵略”二字。周恩来知悉后说，就文字表达的思路而言，谁都可以想到《联合声明》中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因为，如果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如果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会要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这一年，中国还与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相继正式建交，总共与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三”方案

        中美关系这把钥匙，也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经贸之门。
        差不多在尼克松来华那段时间，中国有两个考察组陆续出发，分别前往西欧和日本考察。他们此行，是要去引进西方的化纤设备。
        彼时，国内棉花产量紧缺，石油产量过剩。新任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提出，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所需技术设备，则可从国外引进。国家计委支持这一计划，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国务院。1972年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时为国家计委领导班子成员的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赴西欧考察组，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她曾表示，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
        5月，考察组陆续归国。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6月开始，至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引进化纤、伽巴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都跑到计委来，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
        分管副总理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他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计委1973年初提出的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委员陈东林在—篇文章中称，“四三方案”引进规模大、引进设备技术水平较高，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对外引进经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堪称对外开放的前奏。（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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