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 中国核潜艇白手起家

黄金生

    1958年10月。中国的核潜艇各项筹备工作相继落实，为保守机密，核搭艇工程取代号为“07”工程。1960年1月26日，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又把“07”造船技术研究室改名为“09”造船技术研究室。

    然而，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有点“生不逢时”，1959～1961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原子弹和核潜艇的研制难以做到齐头并进，为了确保原子弹的成功，中央决定放缓核潜艇的研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考虑调整国家建设项目进度，一方面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另一方面对一些科研力量不足，一时难以突破，还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重大科技工程项目进行了调整，也就是暂缓建设。

    虽说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特殊年代遭遇了困难，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核潜艇的“暂缓”建设非常谨慎。徐向前元帅强调，“要保留一部分人力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不然，一旦需要，再搞就来不及了。”

    1963年3月，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保留技术骨干，重点开展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研究，为将来重新启动全面研制工作做储备。为此，在国防部舰船研究院内增设了潜艇核动力工程研究所，开展了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方案的论证、设计工作。

    应当说，从1962年到1965年3月，中国核潜艇工程的研制并没有真正“下马”，“下马”的只是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而科学研究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保存实力、深入学习积聚力量的阶段。

    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回忆，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

    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

    好消息也在不断传来。1965年春节，海军科研部长、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将军把黄旭华和钱凌白请到他家。据钱凌白回忆，他们刚一进门，于笑虹就微笑着对他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是一股强劲的东风，我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要借这股东风，把它促上去。”

    而就在前一天，于笑虹和六机部部长方强、舰船研究院院长刘华清一起开会。散会时，刘华清对于笑虹说：“我们是个大国，有着广阔的海域，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没有航速高、航程长的核潜艇，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这些年，我们欠下了海军这笔账，真叫我们时时惶恐不安哪！”

    1965年2月底，一份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六机部部长方强和副部长刘华清的手中。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第13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六机部等提出的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原则，全面部署了核潜艇研制的各项工作，明确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航，第二步再搞弹道导弹核潜艇。”

为核潜艇研制开路的“尚方宝剑”

    核潜艇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当时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需要全国方方面面的协助与支持。许多重要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许多重大问题要经毛泽东主席定夺。

    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保证核潜艇研制工作不中断，聂帅不顾自身安危，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了一个由担负着核潜艇工程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生产厂家的领导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协调会。聂帅一身戎装，在会上说：“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让它半途夭折！”在得知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时，聂帅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他还再三强调：“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协调会变成了誓师会，不过，会议之后，各单位开展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1967年8月30日下午，国防工业办公室科、研局局长赖坚同他的参谋汪祖辉和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终于想出来一个绝招。赖坚说，可仿照二机部以公函来解决，由汪祖辉执笔起草了一封《特别公函》。

    这封《特别公函》全文包括题目，落款以及标点符号共365字，陈右铭自告奋勇地把《特别公函》稿送到八楼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手里。刘华清看完后，立即到聂荣臻家里请示，聂帅提笔以军委名义签发。从此，便有了为核潜艇研制工作开路的“尚方宝剑”。

    陈右铭和汪祖辉赶到上海，上海市革委会一见公函，对“核潜艇工程”不敢怠慢，便同意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的“大力协同”研制核潜艇的动员大会，参加会议人员无一人反对，在各有关厂、研究所长及企事业、行政单位都恢复和开展起核潜艇的大量研制工程的工作。赖坚等也到了哈尔滨，同样开了几千人的“大力协同”会议，把汽轮机厂及许多有关单位都动员起来了。汪祖辉乘胜转道南京，有关部门也都为核潜艇开了绿灯。

用好三面“镜子”

    在研制核潜艇的初期，条件很艰苦。彭士禄回忆说：“60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也是核潜艇研制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充饥。”

    核潜艇项目启动时的处境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技术资料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

    核潜艇项目启动设计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首艇的艇型问题。艇型不确定，其他的研究设计就无法继续深入下去。黄旭华主张采用水滴线型设计，他认为，常规动力潜艇所采用的线型不适合在水下300米的深度上高速航行，水滴线型可使中国的核潜艇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保持一致。但水滴线型的核潜艇是啥样，他们也没见过。

    当时，正好我国一对外交官夫妇在回国去机场途中，在一家超市购物时偶然发现了几个孩子在玩一个铁灰色的核潜艇模型。外交官知道核潜艇是尖端武器，就买了一个带回国。有关方面无意中听说了有这么个玩具，就把它要来送给了719所。

    恰好，当时六机部的一个外事代表团在香港中转时，也在一家商店中看见了一个核潜艇的玩具模型，也果断地买了模型转送719所。拿到模型的黄旭华喜出望外：“这两个都是美国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乔治·华盛顿’号的模型，大的那个导弹发射筒和各舱室还可装可卸，做得很精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将这个模型反复拆装，测量、记录、绘图，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解决了水滴线型的艇体在水下潜航时操艇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问题。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77岁诞辰日那天，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终于下水了。此后，按照计划，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1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各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投入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资料。

    海上航行试验充分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是成功的。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