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升级对华“科技遏制”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美国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彻底转变为“战略竞争”，将中国定义为竞争性大国，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

    2020年4月27日，美国商务部提议修改部分对华出口商品规则，要求对飞机零件、半导体相关出口产品施加新限制，甚至要求外国企业对华出口美制商品时，须经美方同意，以避免将美制商品转用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应用。

    依据原规定，若商品总价值含有美制零件的25%以上，美企须在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对外出售。而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商务部已起草法规，将上述限制门槛降至10%，同时将范围扩大，可能涵盖非敏感性芯片。

    在关键供应链上持续打压华为之后，2020年2月美国政界接二连三传出计划“断供”航空发动机的消息。据报道，白宫正考虑向CFM国际公司“拒发”许可证，使其无法向中方交付LEAP-lC喷气式发动机，或将冲击中国C919客机的产业链。

    虽然特朗普在推特上公开支持通用电气（GE）对华出售航空发动机，但航空发动机作为航空器的心脏，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在对半导体、5G、超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设限之后，下一个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靶标之一。

    航空发动机产业进入壁垒极高，每台航空发动机零件的数量达到几千甚至上万，零件几何形状复杂，加工精度要求达到微米级。其研发依赖长期数据、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巨额投资。相比一般飞机研制周期为3-5年，新型发动机的研制周期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由于行业门槛极高，航空发动机市场呈现明显的寡头垄断局面。包括美国GE航空、加拿大P&W公司（母公司在美国）、英国的R&R公司、法美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等，由于出色的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制、总装集成、销售及客户服务能力，位于金字塔的顶层。

    国际航空领域的大国竞争，向来不乏刀光剑影。俄罗斯于2018年首飞了大型客机MC-21，其最重要的零部件及发动机向全球进行采购，但2019年1月以来，美国对俄实行新一轮制裁，禁供复合材料以阻止俄生产MC-21机翼。为了防止美国对飞机发动机突然断供，俄罗斯已将国产PD-14型发动机作为备胎。

    中美航空发动机之战在2019年即有征兆。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百年巨头、苏联航空工业的“动力沙皇”马达西奇公司因濒临破产，将中国视为最好的潜在买家。2019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公然出面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推动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否决收购案。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出现，在全球供应链中仅可作为二级供应商参与。目前，国内庞大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几乎被国外产品垄断。其中，C919采用的是CFM国际的LEAP-lC发动机，新舟60采用的是加拿大P&W公司的PWl27J涡桨发动机，ARJ21新支线飞机采用的是GE公司的CF34-10A发动机。

    最近一年多，波音先后发生两起737MAX飞机空难，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其民航工业霸主地位正在被空客无情碾压。2019年，波音客机的交付量只有375架，不到空客的一半。中国商飞2021年将正式交付C919，加入中型客机的市场竞争，这无疑将进一步撼动波音的地位。

    未来，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动作频频，通过打击正处于研制关键阶段的中国商飞，来确保波音在世界民航制造领域的地位不受威胁。

美国和华为共建5G标准？

    近年来，中国进口集成电路半导体的金额不仅连年上涨，稳居全球第一，而且夯实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和最大的芯片市场，全球70%的单个芯片都会汇集到中国来完成对终端产品的组装。但是，国产芯片产业特别是芯片制造业是中国的“弱势产业”，而美国已经利用这一点几番对华施压。

    第一枪是对准了中兴通讯。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4月16日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依据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这个时间点正好是3月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兴处理此次事件的漏洞，就正好成了美国政府打击中国通信产业全球扩张的切入点。最终中兴被迫撤换管理层，并交巨额罚款。

    第二枪则对准了华为。2019年5月16日，美国将华为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美方试图将“中兴事件”复制到华为身上，从而让华为妥协，并消除这家中企对其造成的战略威胁。同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一项命令，禁止美国运营商利用联邦补助资金购买“潜在威胁国家安全之企业”的产品，其中就包括中兴和华为的产品。

    在华为选择对抗期间，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变成了“扫射”：超级计算机、AI和安防监控等领域的数十家企业，被纳入美国的“实体名单”。

    2020年5月6日，路透社称美商务部或接近达成一项新的规则，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重启谈判，在共同制定5G通信标准方面进行合作。允许华为参与5G标准制定的消息，一度让人以为美国要放松对华科技战，但事实情况不能说明美国对华为进行限制的立场发生改变。

    “作为5G网络设备主要提供商，华为是5G技术规范标准化组织3GPP的重要成员，在全球拥有最多的5G相关专利，领先于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美国商务部也无法否认华为对5G标准的主导作用，只不过以该新规来降低“实体名单”对美国企业自身的损伤而已。

四管齐下推动“科技脱钩”

    2018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在技术层面，从冷战后的“瓦森纳协议”到特朗普时期《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上特朗普威胁将引用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显示了美国处心积虑限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的决心。对于特殊商品的普遍出口管制之外，美国还大肆禁止美国科技企业与其设定的“实体名单”企业开展贸易；包括中国军工集团、军事科研院校和超算领域巨头在内的上百家中资机构，已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在数据层面，美国大打“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牌，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通信和监控设备。2019年11月，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向参议院提交《2019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试图禁止美国公司把用户数据或密钥存储在中国，并禁止中国企业搜集超过维持其在美运营所必需的数据，或将数据传输到中国。2020年4月，美国多个机构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要求，敦促其撤销对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的授权，禁止该分公司在美国的国际通信服务。

    在资金层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大幅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投资”的审查力度，致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急剧下降。《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该委员会的职权和资源，除与控制权相关的并购行为外，其还有权审查“非控制”类、涉及敏感个人信息、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重点针对“敌对国家”和“敏感领域”。当前，美国议员及前官员还在游说美国政府禁止将“联邦雇员退休储蓄基金”投资于某些中国企业的股票。

    在对华施加关税措施后，特朗普本人多次劝说苹果、富士康等企业将在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转移到美国，同时在人才层面破坏中美科技交流的氛围。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及“商业间谍行为”展开重点执法及调查活动。2019年9月，美国60家科学、工程学和教育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打压外国科研人员和阻碍国际科学合作的行为。

    美国推动“科技脱钩”策略，是通过对中兴、华为打压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政策，恐吓美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合作，加剧两国科技生态的裂痕和分化。一旦这种趋势被双方认知并接受，两国就有可能形成像外界所担心的“相互竞争、彼此隔离的科技市场”，全球或将形成两套“科技体系”。这会是全球“新冷战”的序曲吗？或许只有时间会给我们答案。（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