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医是怎样诞生的

    广泛意义上的军医，自古有之。在中国古代，军医经历了从巫医一体的时代逐步发展为军医、巫师分离独立，到了宋代时，军医已是一种职业从医者，且有固定编制比例。这种传统延续到清末，中国引进西方军队制度才发生根本性变革。

    现代化意义上的军医制度在中国始于清末。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成为最早引进西方军事医学方式、制度及教育的军队。

    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了“北洋医学馆”，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训练新军时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李鸿章的医学馆创办后，凡毕业学生，一律分发至北洋海军舰队中服役，后来袁世凯的医学堂也沿用了这一模式，毕业人员分配到新建陆军中服役，形成陆军系统的军医人员。1905年3月，袁世凯上奏朝廷，获准后于保定又创办了一所军医学堂。这几所教育机构，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国史上军医教育系统之先河。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基本延续了清末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军医司同样是作为常设的军医行政单位。可惜已身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这时却鬼迷心窍做起皇帝梦，最后弄得身死国灭。袁氏之死使北洋系失去了主心骨，开启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大总统如走马灯般轮换，地方失控，军阀专横，这也造成了军医教育及军医制度停滞不前。直到国民政府建立全国政权后，军医制度才进一步改变。

南北军医学校合并

    1928年，取代旧政权的国民政府大刀阔斧地对旧制度进行革新，其中也包括军医制度。但国民党改革军医制度也非一蹴而就，早在1921年，孙中山就提出了两项关于军医宏观的规划，即军医之整理和改革军人卫生之建设。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作了制度上的规划，那么他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是实实在在尝到战地医疗跟不上脚步的苦头。

    东征是黄埔建军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当时党军的野战医院十分不成熟，卫生队军医开小差，伤兵无人医治喊得死去活来的情况时有发生。伤兵问题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他于1925年8月15日提出了整顿现有军事学校之建议，认为军医是军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六大因素之一，建议设立军医专业学校。1926年1月，军医补习所正式设立，该机构归黄埔军校管辖。

    除了在军校增设补习所，蒋介石也曾提醒军校教育长方鼎英，要他留意相关人才，令其“组训卫生班、军医班、看护班等短期训练班”，并寻找数百名普通医校毕业生加入军医班受训。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新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留下的遗产——位于北平的陆军军医学校，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立的军医监部管辖。发展至1931年，该校又改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

    在学制上，国民政府将军医学校医科部分原先修业年限由四年改为五年，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药科部分也由三年改为四年，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素养也有所增进。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医处改组为军医司，由郝子华担任司长（隶属军政部陆军署），分医务、卫生、材料、兽医四科，是全国最高的军医行政业务单位。

从吊儿郎当走向规范

    尽管国民党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但依旧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军医不良”的现况。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革命军中流传着一句口头禅：“穷参谋，富军需。跑腿副官，吊儿郎当当军医。”

    为什么到了新政府，军医还是“吊儿郎当”的形象？主要原因与北洋时代一样，是长期内战造成的制度发展停滞，从1928年建政以来，相继爆发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作战等，战乱不停，国民政府高层人事也如走马灯般轮换，几乎没有完整且长期的军事休整期。

    其次，军医教育制度虽已改革，但无法完全付诸实施。在30年代初期，军队中的医护工作仍然由大量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只有少数是由军医学校或一般医学院招募而来，这些为数不多的毕业生根本是杯水车薪。

    第三，部队中军医制度不完善，许多专业医疗人员无法得到应有的待遇，故而宁可转业或到民间自己开医馆，也不愿在部队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知中日战争迟早来临，对于军事医疗事业停滞不前的现象十分焦虑，尤其对负责军医行政及教育的主管刘瑞恒近年的成绩不甚满意，逐渐有撤换之意。恰好，1935年初，陆军军医学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集体请愿运动，要求撤换校长刘瑞恒，蒋介石当然想顺水推舟。

    好在蒋介石很快找到了人选——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第十五期，后又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张建。论学历与资历，张建都不亚于刘瑞恒，唯一的问题就是张建非嫡系，乃粤系之人。为了把张建从广东挖过来，蒋甚至许诺：“你到中央来，我把全国的军医事业交给你办。”

    1937年2月，蒋介石在几经波折后终于成功撤掉刘瑞恒，张建也于当年4月奉蒋之命，从广东北上到南京担任军医学校教育长之职。张建担任此职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47年军医学校改组为国防医学院才卸任，对全国军医教育事业产生重要影响。

红色军医烽火成长路

    抗战的另一个战场，医护事业也在蓬勃发展。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在延安挂牌成立，这是一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专业医疗技术人才的学校。中国医科大学无疑是属于八路军的军医学校，此时的它，已伴随红色军队走过了9年的峥嵘岁月，其前身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

    与国民政府相比，红军的办学环境要恶劣得多。长征之初，红军是举国搬迁，莫说是各种药品和医疗仪器，甚至连医院里的X光机都带上了，但遭逢国民党方面的多次围追堵截后，这些器材大多遗失在途中，部队进入川黔时已基本丢光了。

    这时红军若负伤了，除因陋就简的疗救外，也出现了不少剑走偏锋的方法，最有趣的就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治。据时任红三军团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回忆，长征至赤水河地区时，红军与国民党部队甚至走在同一条路上，双方的战士们交织在一起，却并没有开火，“（红军里）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

    当然，还能跑到对方阵营中去上药的，多是轻伤伤员，若是重伤至不能行走者，那只能被安顿在当地百姓家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已在延安站稳脚跟的八路军医疗条件比红军时期前进了一大步，1940年卫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正是医疗教育上扩大与规范的标志。但中共建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仍处于举步维艰之境。

    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抗战之初，此处医疗卫生人才奇缺，军区卫生部成立之初仅有36人，而且这36人里还包括勤杂人员，剩下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看护。至于部队中有的团连医生都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医疗水平低。情况通常是“男八路看病，大夫顺手给男八路一个通经丸。给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钻研业务，看小说”。基于这些问题，八路军展开动员，号召具有爱国思想的专业医疗工作者来到边区。

    动员展开后，许多从事医疗专业的爱国人士相继来援，如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一大批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舍弃名利，来到边区服务，大大改善了八路军的医疗情况。

    正是有了这一批医者的支持，根据地医疗条件突飞猛进，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帮助这所军医学校编写《外科教材》，建立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的人，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求恩，他是另一批对中国战地医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