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政治江湖”

王浩

    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已有逾200万人感染，超10万人病亡，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量都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并不是新冠病毒击垮了美国，是它揭示了早已垮掉的美国。”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号在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文章中说。

    疫情与选战相互交织，成为2020年美国国内舆情的持续性焦点。这其中，“特朗普现象”依旧是核心话题之一。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以引发美国选举政治“地震”的方式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还是就任总统以来力推一系列饱受争议并加剧国内分裂的内政外交政策，特朗普都在用行动影响甚至重塑着美国的“政治江湖”。在2020年新一轮美国大选临近的背景下，人们不禁会问：特朗普还能在这“政治江湖”上行走多久？

    “这是一场非法的、基于党争的未遂政变……这场政变将导致你们（民主党）的严重溃败……你们不仅是在打击作为总统的我，也是在打击共和党……历史会严厉审判你。你的遗产将是把众议院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立法机构变成一个实施党派迫害的专断暴虐法庭！”2019年12月17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对其“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后，特朗普在给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及弹劾发起人南希·佩洛西的抗议信中，表达了强烈愤慨。

    自2018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时隔8年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以特朗普和佩洛西之间的明争暗斗为缩影的两党政治斗争持续升级，并随着弹劾调查的推进走向高潮。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之间的尖锐对立表明，当前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冷战后美国政治的低效和民主的退化，源于势均力敌的两党在政策实践中的相互否决形成的“对等极化”政治格局，那么近年来两党恶斗的升级与政治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则反映出美国的政党政治正逐步走向“对等分裂”，在政治低效与民主退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零和博弈式的党派倾轧。

    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近年来因何迅速恶化到如此程度？追根溯源，这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集中反映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迅猛发展，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出现“双重失衡”。

    经济结构失衡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一方面，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冲击使美国的制造业持续萎缩、就业不断流失，中产阶层尤其是白人蓝领阶层的不满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全球化尤其是经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一系列金融衍生品泛滥，最终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社会结构失衡则表现为阶层和种族两个维度的社会裂痕加深。首先，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下层与既得利益阶层即“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在金融危机后爆发为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其次，就业岗位流失叠加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开始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滋生出日益明显的反全球化和反移民情绪。

    正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及其引发的反建制、反全球化和反移民思潮，在2016年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之位，眼下这一势头仍在持续。基于此，特朗普已成功构建出一个由传统的南方-中西部共和党人，与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群体组成的国内政治联盟。

    与特朗普的国内政治联盟不同，民主党代表的是美国东西海岸拥抱全球化和支持多元文化的外来移民、知识精英和白领阶层。这两大政治联盟大体上形成了一种“对等分裂”。特朗普的当选并未改变这种分裂状态，其执政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大打“贸易战”、通过在美墨边境筑墙等措施限制外来移民、频频退出一系列多边国际机制等，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裂。

    有分析认为，从政治利益出发，在美国国内两党及其各自政治联盟“对等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的理性选择只能是一边倒地代表自身联盟的内外利益诉求、稳定并积极动员这一联盟支持自己的政策，因而美国国内分裂和对立的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美国政治的这一结构性弊病使之陷入了一种“分裂-动员-分裂加深”的政治恶性循环。

党内整合竞速

  2016年以来，随着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反全球化和反移民力量倒向共和党，美国的选举政治版图出现重要变化，这一变化逐步推动民主、共和两党从党内分化逐步走向各自整合，其中共和党的整合力度和速度明显高于民主党，这一点成为特朗普在全国民调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大行其道”的关键原因。

    具体而言，共和党方面，特朗普代表的党内边缘力量与主流建制派在其执政的头两年便通过利益交换——建制派以为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背书的方式，换取了后者对大规模减税、放松金融监管等国内政策的支持——迅速完成了整合，使共和党被重塑为一个基于传统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本土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政治联合体。这一变化也是特朗普的党内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也成为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化”的主要论据。

    而在民主党方面，2016年大选的失利加深了党内主流建制派和近年来不断崛起的进步派之间的裂痕，后者认为正是希拉里代表的建制派无法有效实现政治动员，才使民主党在大选中失败。结果是，近年来民主党内主流的传统建制派力量始终处于话语权的下风，而进步派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尤其是“非法移民去罪化”和政府统一运作全民医保等主张，似乎要逆袭成为该党未来演化的主流。

    然而，在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无论是建制派联合阻击进步派代表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还是“超级星期二”选举后进步派势头由盛转衰，都表明建制派依然是民主党内的中流砥柱。随着桑德斯宣布为目前民主党唯一的总统竞选人拜登背书，民主党的整合开始加速，但已大幅落后于共和党。

    上述政党政治新变化，成为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优势”形成的主要动因。

“疫情效应”成最大变量

    美国政治的前述变化和“特朗普优势”的形成，叠加近年来美国经济、股市和就业的相对良好表现，原本可能使特朗普有较大概率在2020年大选中实现连任。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成为美国大选年的“黑天鹅”事件和影响选情的最大变量，其政治、经济、社会效应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大选结果。因为在“对等分裂”的国内政治结构和环境下，中间选民的态度举足轻重，疫情及其经济社会效应很可能对中间选民群体的投票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自疫情在美国大规模暴发以来，关于疫情对2020年总统大选影响的观点便层出不穷，且难以达成共识。的确，疫情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呈现出类似“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广泛动员所形成的“聚旗效应”，即在危机时刻对总统及联邦政府高度支持，进而有利于总统连任；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类似大萧条时期民众对经济衰退、失业骤增及社会动荡的恐慌，由此对现任总统不利。因此，总的来看，疫情的暴发及其影响对特朗普和拜登双方的竞选而言，都是既有挑战又蕴含机遇。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对特朗普政府一开始的应对不力明显不满，这种态度表明中间选民有可能在大选中会投票给拜登，特别是在拜登近期围绕抗疫频频发声的背景下，中间选民有可能认为民主党更有能力应对危机。然而，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后续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风险的过程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成绩，在距离大选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民意逆转，也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疫情以及受此影响的美国经济及就业形势的后续变化，可能成为决定中间选民群体投票选择的关键，但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测。

    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无论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无论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特朗普式“笑傲江湖”依然能够走得很远，因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国内政治社会思潮已经深刻重塑了共和党，也将持续地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外界对于特朗普的关注和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他作为总统这一个体，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政治现象甚至趋势。只有透过这一现象或趋势，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政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据《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