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的诞生

鲍安琪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筹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来到纽约。她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1972年，外交部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

    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研究了那份协议。协议提出，联合国每年给莫斯科语言学院拨款近30万美元，但要检查、监督培训班的工作。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偕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并达成协议。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将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

过三关的招生

    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红头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开。北外英文系教师周育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语老师蒋保忠则是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人参加了4月29日举行的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初试的英译中考题来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是指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文考题包括古文和成语等，比如问“汗流浃背”的“浃”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一道国际政治题印象深刻：举例说明“二战”期间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是指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他的一个参加考试的同事却以为这是指苏共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到这一轮时只剩下43人。

    复试也即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的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韦伯、翻译司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范家桢，中方的7人则来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载梁均在其中。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张中载注意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题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为他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让人不快”）、“affected”（“做作”）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风度往往与“资产阶级作风”联系在一起，被弃之若敝屣，也许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他为何未被录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他们的想象。人事司司长韦伯建议，鉴于考生水平较高，可否将学习时间由原定的一年半改为一年。但中方还是坚持了原议，因为这样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保证打响第一炮。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现最为出色。邵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邵天任之子，从小得专家指点英语发音，李青原1977年曾去英国留学。范家桢告诉中方，近期口译处中文组有几位译员将退休，建议国内派人补上空缺。外交部和联合国方商量，决定让邵文光和李青原不参加培训，于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他们边干边学，通过专业考试后被正式聘用。

    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口译10人，笔译15人。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英文像一列火车，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担任译训班主任。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起初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间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间，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重在笔译。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以联合国的会议记录、报告为主。里面涉及许多专门用词、写法，这些“套路”都需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籍华裔女教授刘君若讲《圣经》，还组织大家把圣经故事表演出来，令不少同学至今印象深刻。

    张载梁给笔译班上报刊阅读课。《经济学人》是最常用到的外刊。蒋保忠回忆，当时北外的老师们普遍觉得《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严谨，内容精炼，值得模仿。

    笔译学员要熟悉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师批改并在课上分析，另两篇由学员对照标准译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时会有seminar（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seminar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教笔译课的钟述孔曾在外交部任职。施晓菁回忆，他在中英文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中，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车，主句像前面的火车头，一个个从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车厢，通过连词依次连在后面；中文句子则像一把折扇，所有成分围绕中心意思展开，通过意义的直接连接组织起来。这一形象的比喻让施晓菁加深了对这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别的理解，令她至今难忘。

    对于北外来说，开设同声传译课也是从零起步。张载梁回忆，以前在国内只有交传，即翻译站在说话者旁边，说话人说一句，翻译说一句。

    视译是通向同声传译的准备训练。因为一般人的自然习惯是停下来听对方讲话，再利用停顿时间进行翻译，这就会造成延误，同传译者必须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这就需要通过训练，学会适当地分配注意力，形成同时听、译、说的习惯。

    整整一个学期，张载梁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只让学员练习数字。他1974年曾出国参加过第十八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临时同传工作，发现同传十分困难，尤其在数字上，中文以万为单位，英文以千为单位，较难换算。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运到，新语音试验室建成。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台双声道录音机。有了语音室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到两部原版电影。

    中译英的听力材料，则是从《人民日报》等报刊上选取长短合适、契合当时焦点的报道或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或老师朗读后录音，尤其要请有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口音的人来读。

    几年下来，资料部门的高柜中逐渐收集起成百上千盘磁带，学生可以自由借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65万美元的援助，其中35万美元用于第一期培训，3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当时外汇在国内十分紧缺，北外正是使用了这笔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教设备。（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