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贸易战层层加码所引发的半导体巅峰对决，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笔者希望从这场美日“芯热战”中，冷静地反思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之路。
“芯片”珍珠港事件
疫情之前，笔者在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战争片是《决战中途岛》。在梳理了1941-1945年的美日太平洋战争和1960-1995年的美日贸易战进程后，笔者发现两者有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即日本狂攻阶段、局势逆转阶段、美国反击阶段、日本溃败阶段。
日本狂攻阶段，分别对应的是偷袭珍珠港至珊瑚海海战，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美日之间爆发的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贸易战。1956-1973年，日本纺织品、钢铁、彩电等行业，轮番对美国市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与日本偷袭珍珠港、占领新加坡和马尼拉的进程相似——日本咄咄逼人，美国节节败退，而汽车产业作为美日的支柱产业，发生了正面的遭遇战。
此时，“战火”尚未蔓延至半导体行业，日本于此“战略机遇期”谋求半导体产业快速突破。1953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赴美考察，从晶体管专利持有者、贝尔实验室母公司西部电器公司那里，获得结型晶体管的生产许可。索尼于1955年生产出全球第一台商用晶体管收音机TR-55，并开启了晶体管的量产。4年后，日本晶体管年产量达到8600万，登顶全球晶体管生产国之首。
随着晶体管被美国人升级为硅晶体管，日本快速消化吸收美国技术，维持了全球最大晶体管制造国的地位。尤值一提的是，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NEC）引进美国仙童半导体的planar技术授权，避开了“芯片之父”杰克·基尔比和“芯片大王”张忠谋所在的德州仪器的“双极型集成电路”技术壁垒。日本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以举国之力扶持“MOS集成电路”的研发。
美国的幸运在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IBM在大型计算机中成功使用半导体存储器取代了磁芯，而半导体中重要的DRAM芯片赢得“蓝海”市场，美国再次以技术创新成为全球半导体的巅峰之国。
而70年代中期对于美国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战惨败、水门事件、经济滞胀、苏联咄咄逼人，让美国人颜面尽失。此时，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占率“日升美降”，加上日本追赶势头迅猛，美国拒绝向日本提供集成电路，并迫使日本在国内半导体市场完全自由化，从而维持了美国半导体的领先地位。
但日本政府和业界没有气馁，于1976年重磅推出“DRAM制法革新”的国家战略——日本政府以320亿日元出资牵头，推动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企业联合筹资400亿日元，设立国家性科研机构“VLSI技术研究所”，推动了半导体产业重心从美国向日本的第一次转移。
众志成城下，日本在DRAM制造工艺方面迅猛赶上美国，更先于美国掌握了集成电路记忆芯片技术；随后日本在64K、1M、4M、16M、64M集成电路生产中相继获得成功，在国际市场占领先机。1982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生产国。
1985年是日本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巅峰，全球市占率由1975年的20%上升到50%以上，而美国对应的比例由60%下降到40%。80年代后半期，在世界十大集成电路制造商名单中，日本6家远超美国的3家和韩国的1家，榜首也被NEC霸占。
“芯片”中途岛之战
如果说1985年日本半导体对美国的“珍珠港偷袭”成功，那么1985-1995年则见证了美国对日本半导体“逆转胜”的“中途岛战役”。
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渐意识到日本在全方位、全行业对自身产生系统性冲击，终于被新时代的“偷袭珍珠港”敲醒，随后主动出击，对日本投下金融和经济结构“原子弹”：
一方面，美国逼迫日本先后于1985年、1987年和199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日美金融服务协议》，推动日元大幅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另一方面，美日冲突转向制度冲突和宏观调整，美国逼迫日本签署《日美结构性障碍问题协议》《日美综合经济协议》《日美规制缓和协议》，强行拆解日本经济体制和结构，致使日本宏观政策独立性丧失，最终陷入“失去的30年”。
而在针对日本半导体的“局部战争”中，美日首次交锋是1982年在华盛顿的贸易会谈上，双方商定于1984年起相互取消有关集成电路的税率，打开半导体的贸易壁垒。1985年，美国打出“301条款”，相当于中途岛海战中派出鱼雷轰炸机飞行编队；美国半导体厂商以日本半导体出口倾销问题为由，推动对其加征关税，并开征反倾销税。
1986年“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迫使日本半导体厂商按美国商务部确定的价格销售，此外还要求日本必须保证美国和其他国家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从8.5%提高到20%以上。不甘心的日本开始“打游击”，如在履行协定过程中，采取向第三国增加销售的策略，以倾销价抢走美国的国际份额。结果，里根政府对日本3亿美元的半导体及相关产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美国还借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售违禁机床产品事件，禁止其对美出口长达3年。美国议员在国会前砸坏东芝收音机的著名照片，尽显“山姆大叔之怒”。
之后，美国在半导体贸易战中对日本穷追猛打，不给对手还手机会。1991年6月“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5年期满，但在日本的外国公司市占率（14.3%）未达到协议要求的20%，8月美国逼迫日本又缔结了新协定，间接推动1993年美国半导体全球市占率重回第一。
这场针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打压，不啻是美日贸易战中的“决战中途岛”，一举锁定了美国在美日贸易战中的决胜地位。东芝、日立、富士通、松下、索尼、三菱等王牌“航空编队”逐渐失去光彩，从1975年到1986年举国辛苦奋斗11年，换来黄粱一梦。
1986年也成为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的重要拐点：从当年全球份额最高的40%暴跌至2011年的15%，2018年继续萎缩至8.4%。日本被迫集中精力发展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等零部件领域，并在细分领域保留了较强的竞争力。（据《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