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不满15岁的他加入新军。大革命受挫后，卫立煌转道武汉，加入湘军，成为职业军人。

    1916年，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卫立煌随即成为大元帅府警卫。一次，卫立煌护卫孙中山外出公干，回府时，他骑的军马突然狂奔起来，被重重地摔倒在地，口吐鲜血。孙中山立即命人送他去医院治疗，后来，孙中山还劝卫立煌回老家调养，并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资金，卫立煌非常感动，没等痊愈便赶赴广州，继续跟随孙中山，后升任警卫团的排长。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卫立煌调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升任营长。卫立煌标志性的两撇胡子，就是在那时蓄起来的。当年他只有22岁，因担心年龄小被人轻视，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从此有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撇胡子最终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关于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多年来说法不一。有史料分析，孙中山去世后，由于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属于黄埔系，所以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两人由此产生隔阂。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甚至有文章认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派特务监视卫立煌，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

     比较可信的是，蒋介石派特务监视的事情是有，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卫立煌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早在做孙中山的卫士时，就和蒋介石认识。孙中山在广西时，卫立煌也是和蒋介石一起陪在他左右，因此结下了友谊。

    卫立煌在粤军第二军时，蒋介石任参谋长。在粤军里，他们都属于非广东籍人士，属于被排挤的对象，这种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925年8月，许崇智参与刺杀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蒋介石正是在卫立煌的大力协助下，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那时，卫立煌在粤军第四师任旅长。

    后来，孙中山去世，卫立煌视蒋介石为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相信他会沿着孙中山的足迹走下去，而蒋介石也不断对卫立煌委以重任。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因为卫立煌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多次请他给黄埔的同学讲课。可见，早期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彼此信任的，不存在蒋介石派人监视卫立煌的情况。

与共产党亲密接触

    蒋介石真正开始派特务监视卫立煌，是在抗战期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改变，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8年，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随着接触的增多，关系逐渐紧密起来。

    卫立煌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有过多次交往，结下了很深的友谊。1938年4月，卫立煌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了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主席。他是第一个到达延安访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延安组织了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着“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等标语。毛主席亲自接待，数次面谈。

    毛泽东对卫立煌十分亲切友好，特批了50多元钱，请卫立煌吃饭。那时候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所以，事后毛主席收到一封匿名告状信，毛主席看后说：“客人是我毛泽东请的，骂供给部毫无道理。”

    尽管是短暂的访问，但延安之行让卫立煌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在这里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外界的清新气氛。这里的人尽管贫穷，但是很有朝气、有组织、很清廉，和国统区的奢华、腐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后来卫立煌在洛阳期间，从1939年至1941年的3年中，与毛主席往来电报60多封，一起探讨抗战与革命的理论和战略。通过与毛主席的交流，卫立煌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曾撰写《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书中谈到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曾询问他关于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对于赵荣声的回忆，卫立煌的嫡孙卫智曾作过澄清：“那是赵先生将个人回忆结合一些采访写的。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特殊，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切入点并不完全客观。”

    赵荣声是卫立煌的同乡，后来被卫立煌招到身边做了秘书。赵荣声来自于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不是秘密。要真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队伍的间谍或卧底，那应是非常秘密的，一点痕迹不露。 

    关于卫立煌向赵荣声询问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卫智说，尽管赵先生有那样的描述，但他从未听家人或其他亲历者提过。“没有证据。你想，我祖父当时是战区司令，对待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不知轻重，搞得沸沸扬扬。再说，他和共产党高层，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都非常好，这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还通过下级绕圈子，不直接问呢？”

岁寒知劲节，恒久见贞心

    1955年3月，卫立煌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安排，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官职最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卫立煌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卫立煌弃蒋倾共的真实内情，一直受到史学爱好者关注。其实，真实原因在卫立煌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阐述得非常明了，原载于1955年3月17日的《人民日报》。其中写道：“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敌，故凡八路军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招蒋介石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1955年6月，卫立煌及夫人从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亲自到家中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当年“十一”，卫立煌还参加了国庆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日子，也是卫立煌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1959年冬天，卫立煌旧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卫立煌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他溘然长逝，终年64岁。

    “爱国将领”四个字，就是对卫立煌一生的最高评价。（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