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见不得光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方长安

    近来，全球网民纷纷举报美军多处生物实验室，曝光的名单越来越长。

    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强烈要求驻韩美军关闭设在韩国境内的生物实验室。韩媒称，驻韩美军在龙山、釜山、群山和平泽四个基地设立了炭疽杆菌生物实验室，从2009年至2014年共进行了15次炭疽杆菌实验。

    据俄新社5月26日报道，美国军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参与建设了8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存有非常危险的微生物感染样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正阻止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核查机制，并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生物学活动”。

    目前，美军方在全球25个国家设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从事危险病菌等生物武器的研究开发。

    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公约陆地战例条约、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陆战法规及惯例条约，均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毒药和有毒兵器。

    然而，美国以怀疑敌人已经使用类似武器为借口，积极研发进攻性生物战武器。不仅如此，美国各相关方早已进行了大量人体试验。

    1900年左右，美国陆军军医用瘟疫感染4名囚犯，在29名囚犯中诱发脚气病，导致4名受试者死亡；1908年，3名研究人员在费城圣文森特一家孤儿院感染了数十名儿童，导致其中一些患儿永久性失明，另一些发生疼痛性病变和炎症，他们将这些可怜的孩子称为“使用的材料”；191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向一些患者（有儿童）注入梅毒导致感染，被受试者及其父母起诉；1941年，密歇根大学病毒学家托马斯·弗朗西斯和乔纳斯·索尔克等人，在当地一些精神病院进行流感病毒试验，将病毒喷射到精神病患者的鼻腔中，使其感染。

    二战时，应英国汇集同盟国资源的请求，1942年，美国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建立了一个大型生化武器基地。当时，美军在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测试自己开发的生化武器。

    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诞生后，很快就建成了能够大量生产炭疽孢子、布鲁氏菌病和肉毒杆菌毒素的设施，并开始投入生产。不过，这些生化武器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战争就结束了。

    此时，美国海军建立了批量生产生物战剂的工厂，并配有明确的使用方法、程序和方案。

    1944年，美军情报人员误以为日本制定了高级生物战计划，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审判前夕，对生物战早有研究的美军对日本细菌战展开调查，并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20多名731部队罪犯进行秘密接触、达成见不得光的龌龊交易——以免除战争罪为条件，获得大量日本731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研究资料。

    多年来，美英日一直否定这项秘密豁免协议的存在，导致公众对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后果一无所知。

大量人体试验，令人发指

    美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秘密进行了大量的不道德的人体试验。此后，政府部门、军方、情报、大学等大量机构和研究人员，使用儿童、囚犯和患有各类疾病的患者做试验，甚至还打出免费治疗、自愿试验等的幌子，骗取试验品。

    比如，在解决梅毒困扰方面，美国可谓不遗余力。1932年到1972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以亚拉巴马州400名非洲裔男子当作试验对象，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直到试验报告被媒体曝光，美国政府才不得不中止了这一研究。

    1946年到1948年，为测试青霉素治疗性病的有效性，美国政府机构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利用妓女感染监狱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危地马拉士兵，导致约700人被感染。

    上述提到的试验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军方在相关研究上表现出更为高涨的热情。其中，在种类繁多的生物武器研发和试验计划中，持续了13年“生物战计划”影响最大。

    1950年10月，基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忧，美国国防部批准了扩大的生物战计划。

    1952年，陆军参谋长批准并发布了CS385-30命令，公开遴选人体试验志愿者的政策，由阿姆斯特朗少将（陆军军医署署长）领导下的陆军医疗部负责生物战防御研究中的人体试验部分。

    1954年，国会批准了此项人体医学试验项目，即后来的“白色外套计划”。1954-1973年，教友会（1917年成立的美国宗教组织，以救济各国难民为己任，重点目标是妇女和儿童）派出了约200名人体试验志愿者。试验者人数最高时达895人。

    在数十个试验场，该人体试验进行了数百轮。通过生物战计划，美国陆军研发出兔热病、Q热、裂谷热、VEE、EEE、基孔肯雅热症、阿根廷出血热、炭疽热、肉毒杆菌、鼠疫、落基山斑疹热、加利福尼亚脑炎、圣路易斯脑炎、B型葡萄球菌肠毒素、马雅罗病毒、辛德华斯病毒、兰格特病毒等17种疫苗，以及多种人体免疫球蛋白制剂。

    通过大量人体试验，美国科学家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某些生物战剂的危害程度，从而产生和提高生物战医疗应对的手段的有效性。更关键的是，美国还能以此为蓝本，研制和生产生物战武器。

    到1969年，美国研制了大量的生物战剂，包括炭疽杆菌、兔热病菌、布鲁氏菌、Q热等细菌，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黄热病等病毒，腊肠菌毒素、葡萄球菌病毒等毒素，以及水稻裂殖胞、小麦锈病等反庄稼战剂。

    而且，美国还开发出了能够携带生物战剂的中士导弹弹头、无人机撒布器、喷气机安装的战剂撒布箱、轰炸机投掷的集束炸弹、B-47和B-52轰炸机的小炸弹投放器等武器系统，并进行了相关模拟演练。

各国在努力，美国忙拆台

    从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到1917年《凡尔赛条约》，再到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第一次明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国际社会早就在为禁止生物武器而努力。

    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正式生效，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核查条款、各国政府拖缴或不缴会费使支持履约的机构经费紧张等问题，想要大家真正照章办事，前路困难重重。不过，作为一项人道主义限制，它使生物武器的研发从“台面”转到了“地下”。强如美国，也必须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从事相关研究。

    自1969年单方面宣布放弃使用进攻性生物武器以来，美国始终打着生物武器防御的旗号推进国家生物防御计划，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美国已经停止研发生物武器，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仍在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越战期间，为对付善于在丛林中作战的越南游击队，美军喷洒了大量的“落叶剂”，使2.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到了污染，约有1.3万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被破坏，造成150多万人中毒，3000多人死亡。

    1999年，美国爆发西尼罗河病毒事件，矛头直指美国人畜生物试验。

    据《今日美国》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可能导致直接接触者被致命病毒感染，病毒经由这些个体传播到社区，形成流行病疫情。

    美国审计署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0年中，美国P3实验室发生了400起事故。同年，老兵状告美国国防部，揭露了美军在士兵身上进行骇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丑闻。

    2014年，美国政府生物实验室连续曝出多起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天花病毒、H5N1病毒等。当年10月，美国暂停多个病毒改造项目，其中包括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于2017年12月解除了相关资助禁令。

    2016年，DARPA启动“昆虫盟国计划”，持续投入2700万美元以支持相关科研进行。

    2019年2月，美国《科学》杂志网站披露，美国重启禽流感病毒改造试验，引发巨大争议。

    俄罗斯武装力量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表示，俄方经过多年调查确信，美国正在研制多种大规模生物杀伤武器。

    此外，为了继续这些被禁止的秘密研究，相关部门通过将生物实验室迁往全球各地，从而有效躲避监督和审查，试验经费也无法追踪。

    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长期践行着双重标准：一方面，积极推进生化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如以生化武器威胁为由攻打伊拉克和生物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以“生物防御”为借口，大力发展生物战能力，逃避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审查。不难想见，若放任这种“危险的试验”继续下去，危害将越来越大。（据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