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传统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很少离开家门，也很少从事社会生产，贤妻良母似乎是她们唯一的角色。民国时期以妇女下地为耻的习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直到建国前后，很多男性依然认为，让他们的妻子下田劳动，是他们没有能力的表现。

    1949年，主政者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动员妇女参与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妇女》是建国后第一本全国性女性主义刊物，毛泽东为其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1950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提到，“组织妇女面向生产是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

    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女性外出工作仍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建国之初大批军人复员、经济波动、政治局势动荡导致的失业潮席卷而来，大量城市工人失业，妇女就业问题并没有纳入官方的考虑范围之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向激进化，“一五”计划的各项目标开始提上日程。乡村中大量男性外出，或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或进入城市工厂中成为工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空心的农村开始寻找更多的劳动力。

    1955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建设，以此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国家通过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等传媒，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社会上普遍生长起一种支持和鼓励妇女同男子一道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的新风气。”

    官方的提倡逐渐被妇女接受并成为共识，成为她们参与集体化劳动时自我审视的标准。在一些地区，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的口号声中拼命地劳动。特别在冬季开展热火朝天的积肥运动中，有很多地方提出了“泥坑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为了完成任务一律不许请假”的口号。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妇女出勤一般占妇女劳动力的90％以上，许多地区已达100％。1958年以来，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了10倍多。 

工作中的女性与“革命的庙会”

    对于生活在新中国的民众来说，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工人进厂做工既可以取得体面的收入，又可以作为历次社会运动中的护身符，对许多城市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眼热职工拎个包包上班下班”。 

    在上海杨浦区宁国街道纺织用品加工厂工作的129名女工当中，超过八成的妇女工作是为了用每月20多元的收入来改善家计。倘若失去工作，会影响她们家庭既定的开支计划，降低生活质量。“过去鱼票、肉票、布票，吃不起，穿不起，送人家，现在我的工资加进去，鱼肉票能吃到了，也可以给小囡做件新衣服了，想想这些，不舍得不做。” 

    有一些“成分不好”的女性，希望借积极参加劳动来重新树立自身和家庭的形象。建国之后，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被冠以污名，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资产阶级通过劳动实行自我改造”的实践慢慢浸润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上海卢湾区淮海坊有位工商业者家属直言，“不参加生产，人家总归要讲资产阶级好逸恶劳，很难受。”

    知识分子家属也是积极表现的一个群体，1960年同济大学讲师徐礼存的母亲周琢如听到四平路居委会干部要大办里弄托儿所、食堂却缺乏设备后，连夜到火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赶往苏州老家，自己掏腰包买来大竹笼、大锅等数十件送给托儿所。她还辞去了家中的保姆，将孩子送进了里弄托儿所，自己也跑去托儿所上班。 

    在传统农村社会之中，女性很少有机会离开家外出接触其他的人，每年只有在庙会那一天，她们才被允许走出家门，因而，庙会也成为了她们一年中难得的聚会和最高兴的节日。如今，集体劳动给了她们一个应对母亲婆婆和丈夫反对外出的机会，唤起了她们过去集体生活的美好回忆。这种集体劳动对女性来说有如“革命的庙会”，与回家后独自一人面对家务劳动形成强烈的反差。

    公社生活同时为妇女们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和娱乐活动，让妇女们乐在其中。“大跃进”时期的湖北，妇女们响应扫盲运动，参加班级学习或采用包教包学、认字小组、送字上门等办法学习文化知识。在太行山骥县，教歌、识字、检查卫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妇女们回忆起当时的娱乐，“大家加上个劲儿呀，呼儿咳呀，可好听了，可红火了……”

荣誉与伤痛

    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官方开始塑造妇女劳动模范，全国出现了大批“钢铁姑娘”、“丰产姑娘”，灾难报道中的女英雄层出不穷，经由官方标榜的典型人物往往可以获得一夕成名的机会。她们从原本籍籍无名的地方小卒，一跃而成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全国性人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出国访问、进修或是成为干部的机会。这种隐形福利，使得众多女性纷纷效仿。

    在女性荣誉的另一面，是妇女们为社会建设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对女性生理现象的羞耻感、劳动指标以及经济因素都对她们形成种种制约，最终使这场“妇女大跃进”运动给她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痛。

    上海钢铁二厂许多女性，由于缺乏卫生知识，经期或孕期常常满不在乎或难以启齿，不愿意去挂月经牌，加深了对自己身体的伤害。特别是一些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骨干，在生产中不能不带头”，所以，即使身体不舒服也要赶在别人前头。省红旗手申小娥，经期也要和别人搞送肥竞赛，认为自己是红旗手，不能落在人家后面。

    工厂中的妇女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期待着在日后能够转正，即使是在怀孕时也坚持做重活。许多妇女为了争取长期留用的机会而隐瞒自身怀孕的事实，导致许多因工流产，更有少数人用堕胎、绝育等方式“捍卫”自己的工作岗位。

    1958～1959年，妇女的平均工作日由1957年的166天提高到250天，相当于男劳力的3／4。长期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损害了妇女的健康，妇女患病、浮肿、失去生育能力等伤亡现象非常普遍。

失语的女性与弱者的武器

    过去社会中的妇女在家庭经济拮据时可以靠织布、缝补衣服等家庭副业收入补贴家用，而在集体化时代，手工业被取缔，在田地里做活挣工分，是衡量她们经济贡献的唯一标准。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工厂开始大规模清退工人，妇女成为最先被裁掉的群体。以1958年后上海的平炉、轧钢车间为例，1294名工人中有512个职工家庭参加了工作。自从1961年下半年以来，412名职工家属被精减，精减人数占4／5。她们大多数去往里弄工作。

    由于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没有明确妇女用工的待遇标准，而各里弄在实际支付中往往各行其是。妇女收入中需要克扣里弄的公积金，有的高达50%。参加劳动的妇女还要自行解决吃饭问题，自己支付车钱。  

    妇女工资低难以维持生计，并且分配不公，导致里弄妇女的缺勤率非常高。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的里弄妇女很多适应不了工作的劳动强度，也成为缺勤率的贡献者。很多妇女被安排从事炊事和保育工作，每天需要起早贪黑上班，她们抱怨原本只是想从孩子和做饭中解放出来，没想到现在要照顾更多别人家的孩子。

    男性的劳动仅限于社会生产，而女性回到家后还需要做家务活、做饭，照顾全家人起居。可是官方仍然强调，“参加生产是光荣的，担负家务劳动也是很必要的。”并且默认，家务活就应该女性来承担。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赚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同时在这背后，父权制家庭也使得女性的剩余价值被消耗殆尽。

    1955年到1962年，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从走向高潮到渐入尾声，许多妇女也经历了从走出家门到失业回归家庭。不可否认，经济平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确实是男女实现平等的现实因素之一。可是，女性的无偿劳动被遗忘，她们成为失语的群体。

    “妇女只要参加社会生产事业，就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句话的背后，无疑暗含着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获得权利。当某一群体的权利有了附加条件，真正的平等和解放还有多远?  （据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