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穿衣往事：一尺布里翻花样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所需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且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来限制需求的手段试图保障供需平衡。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不用细算，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性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当做单衣，如此能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换作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早烂成梭梭布条了。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显得格外“不禁穿”。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襻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指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西，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质量的好坏只凭一条，就是“结实”程度，基本上没有“美观”的空间，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以及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一对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为了提高耐穿度，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我们没有达到衣不蔽体的程度，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短缺现象。人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办法。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尺布，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在娶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是用杠子碾压羊毛而成的毯状物，盖在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

    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小学时候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下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条毛毯。(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和毛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大学毕业生是一年可以挣12条毯子的“毛毯人”。)

    由于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全都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一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心疼得她一夜辗转反侧，自我责备。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绵绸之类物品，大家就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要凭购物本供应，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有些“潜力”可挖。比如有人会反复使用缝被子的棉线；男孩子洗脸基本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物本，把几家人的棉线供应集中染色以后编织成线衣。

    也有些人会偷偷摸摸把节省下来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掉，希望换取其他紧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被办“学习班”或者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类用品历史也很久远。

    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而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料，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

    毛纺织品的牢固性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且需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毛料衣服还有一个缺点是容易遭虫蛀，所以，但凡喜庆节日里，大人们翻出的压箱底的毛料衣服上都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卫生球味。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1972年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县城40里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因为个人不得经商，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完全处于垄断地位。

    我先是被分到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了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的划分里面最重要的组，其余四个组是食品、百货、鞋帽、针织。最重要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1949年以来，所谓“两白一黑”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两白”即白布，单价0.285元；白面，单价0.19元)、斜纹布0.425元、卡其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都是取整到“分”，所以，一不上算盘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到货的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

    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商业局是众矢之的，所以，布匹组对人员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要体力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要脑子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是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集中于这一处地点，所以，逢集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早上9时开门，7时就有人等在门口，柜台都要挤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时以后才能胡乱扒拉几口。

    我们用的一米的长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在布上划一个小口，两手食指和中指卡住布，双手用力展开双臂就可以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会把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我一个逢集日里要做成百上千个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得连碗都端不住。

    体力活都是小事，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卡其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

只此一家的买卖散了

    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种粮的土地面积，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进口化纤生产设备。很快，不要布票的“的卡”、“涤纶”之类的化纤纺织品种类多了起来，引发了人们在“穿衣”上的革命。

    1974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去兰州大学学习俄语之后，还回过一趟原来的供销社，棉布的紧俏状态已有所缓解，成衣制品也开始多起来了。1978年以后农村市场开放，1985年继之取消统购统销，票证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商业局和供销社的垄断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脑子活泛点的，赶紧自谋出路。供销社原来的同事有的自己出来“单干”了，上广州下江南到处批发组织货源回来销售，我笑称她是“一个人的供销社”。她对我说，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吃皇粮、只此一家”的买卖再也没有了。

    现在人们的穿着已经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网购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对那些买衣服买到要“剁手”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听着就像天方夜谭一般了。（据《雁过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