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传奇：“开铺子做买卖”的中央特科书记

    l931年4月，我党重要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组织——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很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

    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驻地在上海）的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周恩来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工作能力。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不幸的是，还没等同志们稍作修整，危机再次袭来：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临时中央机关36名共产党人被捕。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难继续存身……

    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并提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

    于是，危难之际，年仅26岁的陈云挑起重担，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中。

    陈云回忆说：“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播汉年负责。”

多项措施开辟工作局面

    为了尽快从叛徒带来的致命打击中开辟中央特科新的局面，陈云开展了各项工作。

    陈云首先从改变中央特科（代号叫“新新公司”）的工作方式入手。特科工作应当深入社会，完全同党的其他组织隔离，基本人员要少而精。

    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首先改变了这种状况。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组织，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

    他又改变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

    为了汲取顾顺章、向忠发等的教训，陈云要求特科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间的往来。还规定“每个人的住所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者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者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更换”。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摧毁了特科历尽艰辛搭建的情报网，也让敌人对我的防范更加严密，情报工作重建之难可想而知。在陈云领导下，特科一方面继续坚持“打进去”和“拉出来”，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重新建起情报关系，还开创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工作方式，积极同上海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士广建联系（如董健吾、杨度等），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特科书记当起店铺“掌柜”

    经过艰辛而全面的重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的中央特科恢复了元气，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顽强地与敌人巧妙周旋。这期间，陈云还有一段开铺子做买卖、当“掌柜”的特殊经历。

    当时，为了更好地掩护特科，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搬来，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陈云自己在哪里办事？他自己回忆说：“上海山海关路的印刷所是我当时的办事机关。”这个地下印刷所的老板是李伟基。1928年冬，李伟基到上海，在新闸路星星印刷所做事。陈云知道后，到上海找过他。李伟基这样回忆：“有一天，他与我讲，他和我合开一家小型印刷所”，“他先给我300元，要我出面筹备”。“在山海关路肇庆里17号，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取名新生印刷所”。“名义上他负责内务，我担任业务，也雇了一位青年工友和收了—个学徒，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

    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李伟基说的这位“青年工友”，就是特科人员李士英，在这个印刷所当校对。据李士英回忆：“我和陈云同志会面时，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子”，俨然一个账房先生。陈云后来说：这个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曾对陈云这种办法给以充分肯定，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重建情报网络打入敌人内部

    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了初步改变后，陈云同潘汉年等又集中力量研究如何重新恢复和建立情报工作。

    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的工作，在顾顺章叛变后一度停顿。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必须尽快重建。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周恩来在总结中央特科工作时说过：“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残革命组织的反动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根据这一指示，陈云指导特科首先想方设法打入国民党政府的上海警备司令部。

    这是一个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重要机构。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派遣人员，是陈云直接主持进行的。据潘汉年回忆：“那时，吴开先主持市党部组织部。他破坏我党的恶毒手法之一，就是发动自首，发展内奸。特科需要了解这一具体情况。”

    陈云、吴开先的同乡沈寿亚，大革命时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四一二”后在陈云领导下做工会工作。1931年，陈云领导特科工作，沈到吴开先的组织部当文书。陈云同他谈话，要他长期埋伏在吴开先那里搞情报。

    开始时，沈寿亚得不到重要情报，后来他升任组织科登记员，不久又当了科员。“这时他能看到有共产党员秘密去市党部自首的登记表，就向组织报告。”潘汉年“便让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党员登记表格分别处理保存，并建议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底。此说果然被吴开先采纳，升调他专职保管自首登记表格。从此，他定期向组织报告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去组织部秘密自首登记者的姓名、职务、年龄等情况，必要时还向组织提供自首者的相片。

    这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张浩（即林育南，大革命时期的工会领袖）的妻弟“向国民党市党部登记自首”后，“敌人布置他继续与张浩来往，足见敌方意在发现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然后一网打尽”。中央得此密报后，要沈寿亚“将登记存底和相片弄出作证”，他都做到了。（据《陈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