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民国：北洋军阀时期的乱与治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初试，内阁动辄改组，党派林立，不下三百，大小军阀，三千之多。在中央，“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有实无名的帮派团体，如过江之鲫；在地方，很多省份内都存在不止一个权力中心，又或者主政人物轮番更迭；军阀中，至大的控制数省，至小的盘踞村庄，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粤系，彼此争斗不休。难怪历史学家唐德刚会说：“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里，中华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是最难讲清的一段。”

    以大的历史分期去看，从辛亥革命至1928年国民政府成为国家政权中心，形式上统一全国，这之间可称是军阀时期。其中，又可以1916年为界，大致分为两段。

    1916年之前袁世凯尚在，中央权威维系于其一身，国家在形式上统一，军权还并未彻底宰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1916年袁世凯在骂声中暴毙后，中央与地方的实权人物失去了规制，顿时全国各派势力纷起，中国真正进入了军阀林立的乱世。

    在北方，皖系、直系、奉系打得不可开交，大体以每四年为一周期，依次轮换主政北京。

    在南方，1917年，孙中山带着从德国人那里借来的钱，率领部分海军和几十名国会议员，整合南方军阀，在广州设立了军政府。但是孙中山又控制不住各派军阀，处境尴尬，桂系、粤系之间相互抵牾。

    这种形势下，不仅全国出现了两个分立的中央政府，并且南北两方内部也不止一个权力中心，而是几个权力集团并存，明争暗斗，内战不止。

    此间混乱，主要脉络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917年，孙中山以维护民元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由，发动针对皖系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前前后后持续一年多，直到各自内部分裂，也没打出什么结果，孙中山也在1918年被桂系排挤出广州。

    1920年，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领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联合向控制北京的皖系段祺瑞发起挑战，不出多久，皖系败走，直系登台；几乎同时，在南方，粤桂战争打响，粤系军阀陈炯明从桂系手里夺回广州，并占领了广西南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直系胜利，继续控制北京，奉系败退沈阳老家；同时在南边，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失和，拔刀相见，粤军炮打总统府，逼走了孙中山。结果没过多久，陈炯明又被“勤孙”的军阀打败。夺回广州的孙中山决心北伐。

    1924年，奉系再次南下“入关”，与直系开战，但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回师占领北京，幽禁了总统曹锟，吴佩孚逃走，直系惨败，奉系一时如日中天，控制了北方九省及京、津、沈三市。

    此后，北京形势大定，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孙中山眼见北伐无望，于是接受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大军阀的联合请柬，北上谋划“联合统一”，结果壮志未酬，撒手人寰。

    1928年，北伐军一路挺进，本意欲统一全国的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民国的北京政府关门，南京政府成为各国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至此，多年军阀混战才算告一段落。

“乱”从何来

    虽然北洋军阀之基，奠定于袁世凯。然而，军阀自成势力，却可以追溯更远。

    晚清的实权人物，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时代开始，就以军队为家底，他们是清王朝的一大威胁，后者虽然也能够意识到，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约束的能力，只是依赖于熟读儒家、谨守忠义的权臣的自我克制。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吸取战败教训，为推动军队的现代化，计划训练36镇(师)现代陆军，即后来的新军。全国18个省，本来计划每省负责编练两镇，但对于这种一时看不到未来的新鲜事物，大多省份并不热心，只是敷衍了事。不过，这个契机为袁世凯所抓住，成为他开启仕途的第一步。

    从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认真编练了一支名义上属于国家、实则听命自己的现代化陆军。以此为基础，新军后来不断扩大为六镇，成为北洋新建陆军的支柱。袁世凯也由此扶摇直上，晋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时权倾朝野。

    与此同时，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天平，不断向地方倾斜，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廷却无能为力，正因为中央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大量军力都在地方，由各省直接节制。这种军事制度上的弱点也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在袁世凯时代，小站练兵成长起来的心腹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都握有不少兵力，以致袁世凯临终前自己也无力控制。

    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期，正是“旧制已毁、新制待建”的时期。现代政治将权力的平衡与妥协制度化，将权力的使用法制化，民初的一系列政治设施如国会、法院、内阁等等的设置，正在于实现这一目标。但对于当时在位的实权人物，这套游戏好看却不好用，现实依旧是实力政治，袁世凯也频频绕开国会、内阁，甚至动用军警力量与正式制度对抗。

    作为国家元首，袁世凯无意于政治规划和制度建设，但强于谋略和笼络，这种特点，或许避免了转型时刻的大动荡，却也为后来的军阀之乱埋下伏笔。

    从稳定的一面去说，袁世凯虽然不事制度建设，却能维系起各个人物，也能容纳得了各党派的存在，民初刚做大总统时力邀黄兴来北京任职，对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尽力拉拢；对于北洋系的维持，袁则以紧密的姻亲关系加以维护，如他让段祺瑞与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与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在北洋系这个大家庭中，袁世凯是类似家长般的存在。作为家长，袁世凯自始至终最惦记的，是“北洋要团结”。

    但另一方面，在他身后，虽然这一传统延续下来，段祺瑞也想担当起家长的角色，但其他兄弟不能答应，所以，派系争斗出现。我们也因此见到了民初极具特点的种种现象：虽然北洋政府一直象征性地存在着，政府机构也一直完整保持到1927年，但各派军阀互有争斗，12年中国家元首6次变换，内阁25次改组。

谜一样的军阀

    那么，身处其中的军阀们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957年，滇系军阀龙云的儿子龙绳勋给《纽约时报》写了封信，其中道：“我坚决反对你把家父称为军阀。根据字典所载的定义：军阀是以金钱为目的的战争贩子，这当然不适用于家父，他老人家参与的各大战役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

    事实上，在近代革命叙事下，军阀作为特定角色落后又负面，但还原为个人，则各个形象丰富饱满。

    以贿选遗臭于史的曹锟，据唐德刚记载，极富领袖魅力。顾维钧曾担任他的国务总理，以他一辈子见过的和服务过的“领袖”，他认为“以曹锟为第一”，是“天生的领袖”。

    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有民族气节，前者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后者始终不愿附敌，两人最后都死于日本人之手。

    段祺瑞在袁世凯称帝时不加配合，袁死后继续尊崇，但坚辞黄袍。他想控制政局，但又不如袁世凯那样圆滑老到，任内阁总理时阁员集体罢工，他就赌气一个人去空荡的国务院上班。他曾于德国留学，一生崇拜德国。这样一个握有实权，又施政困难，崇拜德国，却力主对德宣战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复杂性与戏剧化，是以单色眼镜难以认识的。

    民初转型期，制度磨合，军阀之间看起来混战不断，但相处仍有准则。尽管军阀没有政治信念和政治抱负，大都搏手腕、拼力气，但也不是纯恶意的对抗，所以虽然战争每天发生，但是军阀间的谋杀并不普遍。

    据史书记载，1916～1922年间，反袁、反复辟、直皖、直奉四次战争中，真的被指控为战犯，加以逮捕追责的，寥寥无几，因为都不愿对彼此下狠手，甚至是坚守某些“道义”。

    黎元洪、段祺瑞府院失和时，张勋趁黎元洪求助之机，率五千辫子军进京。张勋路过天津时，段祺瑞劝告，如果复辟，将来定要战场相见。后来张勋真的复辟，大小军阀赶来讨伐，张勋倒理直气壮，说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来打他，因为他曾有此当面警告。

    军阀混战，于斯为盛，但仅仅几年后，1926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便势如破竹，北伐成功。归根结底，谁能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中解决问题，谁才能胜出。（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