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安琪
1952年4月，为了反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在莫斯科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年5月，中国相应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从那时起，贸促会以办展览等方式搭台，在封锁之外打开了一条民间外交之路。
不对等的对等协议
贸促会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展览活动，是与苏联互办展览。
解建群1954年6月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俄语专业毕业，被派到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工作办公室，担任俄文翻译。他记得，当时从各高校调来四十余人。展会结束后，这些临时人员被分配往外贸部、外贸公司等单位，其中6人留在贸促会，解建群是其中之一。
解建群告诉记者，中苏互换展览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安排。
在苏联来华展览之前，1953年7月，先在苏联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内举行了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会上，中方突然接到苏联商会通知，称苏方对中国展览会使用的展馆免收租费，对中国展览团所住的旅馆免收房费，对中国展品在苏联境内的运输和搬运也免收费用。中方以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料，苏联商会随后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互换展览的协议草案，提出“在对等的基础上”互相免收展馆费、旅馆费和运输费。
但这个“对等的基础”并不对等。因为苏联来华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要求在2万平方米以上(中方的展出面积是5000平方米)，展览团人员多达几百人，展品的数量也多得多。中方负担的三项费用要比苏方高出许多倍，且中国只在莫斯科一地展出，而苏联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展出。这四个城市都没有现成的大展馆，不得不拨款兴建新展览馆。
协议还是被中央批准了。邓小平副总理批示：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中国政府拨款1600万元，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片坟地上用一年多时间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展览馆，称为苏联展览馆（后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展览馆的总体设计由莫斯科设计师完成，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对建筑材料要求极高。各展厅和餐厅的墙面和柱面用不同颜色的大理石板装饰，只能到云南等省区寻找符合要求的大理石。高耸入云的金色金属塔要使用大量黄金，采用传统的镏金工艺加工。塔尖的红星和门厅上方的图案需用特质玻璃，中国实在无法加工，只能让苏联按图纸加工后运到北京来镶嵌。
此外，上海花1600万元建了中苏友谊大厦(后改名为上海工业展览馆)，广州、武汉各花400万元建了场馆。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全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开幕。苏联和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悉数出席，盛况空前。
虽然花了钱，但展览确实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六七次参观，解决了在机车定型和改造方面的许多问题。配合展览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受到热烈追捧。俗称“老莫”的餐厅见证了中苏从蜜月到决裂到复苏直至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至今依然开着。
与日本的贸促会深受重视
1955年，中日之间首次互办了展览。这次活动是由日本“国贸促”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促成的。
日本“国贸促”，全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成立。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务局，实际上以日共党员为主。
会长村田省藏是大企业家，二战时曾出任近卫内阁大臣、日本菲律宾派遣军最高顾问，战后被定为战犯，被美国占领军关押后获释。战前曾在上海经商9年的他关心中国和亚洲问题，反感美国，也不喜欢苏联。
为了亲眼看看共产党当政下的中国，村田于1955年1月访华。此时正值日本首相鸠山上台，新内阁提出了同苏联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外交方针。
不巧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和秘书长冀朝鼎都在病休，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于是和对外贸易部商议，补充任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和天津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为贸促会副主席，出面接待村田一行。其间，周恩来同他谈话5个小时，令他很受触动。
在日本“国贸促”的运作下，1955年10月，首先在东京和大阪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展览会”。
在东京的晴海埠头、大阪的堂岛空地上临时建起的中国展览馆，每天人潮涌动。最要紧的工作是安保，重点是保护五星红旗，因为日本右翼和台湾方面都在伺机破坏展览。日本友人和爱国华侨日夜值班，护持国旗。展览吸引了大量对新中国抱着强烈好奇心的日本市民。日本一些中小学当做上“社会课”，组织孩子们去参观。
第二年，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筹备展览时，面临着一些敏感问题。
首先是要不要挂日本国旗。有些市民向接待日展办公室提出抗议，措辞激烈，坚决反对悬挂日本国旗，海报上的日本国旗也常被人撕破。周恩来指示，既然是日本的展览会，就要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而且要派人加以保护，对群众要做解释工作。
另一个问题是，展览场馆高悬着“苏联展览馆”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还有一个巨大的苏联国徽，16个拱形门上悬挂着苏联16个（当时的数字）加盟共和国的国徽。开幕前几天，雷任民向周恩来汇报日展接待情况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当即批评他为什么不早提出，要他立刻设法加以遮盖。中方组织突击施工，用一个巨大的和平鸽图案和16个日本名胜图案将原来的标志物覆盖，工程赶在10月6日下午开幕前几个小时完成。
开幕日当天早晨，毛泽东去西郊机场为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坐车路过展览馆，突然决定到展览会看一看。日展接待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立刻沸腾了。动作敏捷的日本随团记者比新华社记者来得更早。
毛泽东兴致很高地走遍展台，称赞展览办得很好。他还说，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展览会期间，中日双方贸促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1亿美元，为50年代的最高纪录。
展览一小步，
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大步
进入上世纪70年代，贸促会的工作渐渐恢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后，北京出现了西方来华办展的新高潮。
但直到1980年，中美才第一次互办展览。因为这中间横亘着一个两国冻结资产的历史问题。中美建交后，这一问题才解决。
1980年9月至12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先后在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举行。卡特总统派私人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的开幕活动，并发表贺词说：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在前进的大道上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由于是初次举办，观众不够多，远未达到100万的预期人数。美国的劳工保护法管得展览团人员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各个工会组织坚持要中方必须雇佣其工人，否则就要组织游行示威。中方为此付出大笔劳务费，总计达90万美元。展览会上还丢失了价值4万多美元的展品。
不过，展览会也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986年7月，贸促会受命赴莫斯科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并在北京接待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这是1953、1954年两国互办展览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
中国展览团团长由时任贸促会宣传部部长解建群担任。他说，当时中苏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办展既要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苏关系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要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对苏压力，不能一味地摆出友好姿态，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
莫斯科方面同样拿捏着分寸。各大报都登载了中国展览会开幕的消息，但都比较简短，不冷不热。
不过开幕第二天下午，苏联诗人维尔什宁来参观后，主动找到解建群，透露说，戈尔巴乔夫已飞往远东，即将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他认为，戈氏选择中国展览会时发表这一讲话，并非巧合。
果然，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中苏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表示愿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邓小平也做出了回应。1989年5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0年，解建群担任了贸促会副会长，1997年退休。他觉得，贸促会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前作为窗口的特殊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翻译方扬春感叹：“贸促会不做贸易，而是为做贸易牵线搭桥。别的机构、部委做不了的事，就通过贸促会来做，做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小事’。”
如今的贸促会，不再做这些“小事”，而更多的是做着专业的事。
贸促会促进部世博处副处长方可告诉记者，自1982年起，贸促会15次在海外组织中国馆参加世博会，全程参与了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筹办工作。
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是迄今展出规模最大、参展国家最多的一届世界园艺博览会。贸促会是北京世园会的副主任委员单位，除参与组织国际招展、国内参展等，还承担着组委会联络小组办公室职能，负责组委会日常联络和总体协调工作。（据《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