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

⊙作者 王瑞芳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区，经豫东、皖北、苏北汇合运河流入长江。淮河流域灾害频繁，主要因为其水系被泥沙淤塞所造成。

    1950年6月，淮河流域阴雨连绵20多天，造成非常严重的洪灾，豫皖境内受灾面积达4300多万亩，灾民1300万人。淮河水灾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8月5日，他再次批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8月31日，毛泽东又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从这三个批语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治理淮河的决心。

    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党和政府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与会代表就治淮方针发生了“蓄泄之争”。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认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故建议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根本方针，确定淮河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政务院提出治淮“蓄泄兼筹”的方针，是中国治水思想的重大革命，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工作有了可靠的政策保证。所谓“蓄泄兼筹”，就是在排水泄水的同时，适当注意蓄水。它包含着蓄水方法和泄水方法配合运用，旨在使水利事业实现多目标互相结合，达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目的。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正式成立，在治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水利建设工程———淮河治理工程正式启动。

拦蓄洪水：第一期治淮工程的启动

    1950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这期治淮工程是在1950年大水灾以后河道堤防遭受严重损坏的情况下开始的，故工程目标侧重于防洪排洪。

    拦蓄洪水的工程是整个治淮工作中具有关键性的巨大工程。第一期治淮拦蓄洪水工程主要是兴修三座山地水库工程，即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和颍河上游的白沙水库。

    到1951年7月，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除完成石漫滩山谷水库和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工程之外，还完成了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1．95亿公方，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13个专区、2个市和48个县，动员民工达300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样大规模的治淮工程能在短短8个月内完成，堪称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曾希圣于1951年9月总结治淮第一期工程成绩时指出：工程的总量包括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水库3处已经动工，其中1处已经完成，湖泊洼地蓄洪工程12处，大小闸坝涵洞92座都按期完成。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河南的“工程主要是集中治理洪河、汝河、颍河几个水灾最重的河流，所以今年洪、汝两河的洪水虽然很大，可是两河流域的受灾面积已经大为缩小”；皖北区的各项治淮工程，“把蓄水工程、堤防工程、疏浚和沟洫工程互相配合起来”，使皖北当年“做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

    治淮第一期工程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暴露出水文账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工程留有余地不够等突出问题。

点线治理：第二期治淮工程的实施

    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正式启动。如果说治淮第一期工程性质大部分是为了除害(防洪)的话，那么第二期工程更多地结合着兴利，建筑工程占较大比重。

    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三省区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上、中、下游各处工地。苏北为在插秧前完成灌溉总渠的工程，调动了8.2万多名干部，动员了近80万农民工走上工地。

    第二期治淮最关键的有两项工程：一是淮河中游佛子岭水库；二是苏北灌溉总渠。治淮既要除害又要兴利，兴修水库是既除害又兴利的重要办法。1952年1月，淠河上游佛子岭水库开工。该水库其主要工程是修建一条连接两山的长达530米、高70米的钢筋混凝土的空心拦河大坝。这条钢筋混凝土拦水坝坝基，深植在地面19米下的花岗岩层上，建筑这样高的连拱坝需要高度的工程技术水平。在当时物资贫乏、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情况下，水库建设者发出“与连拱坝共存亡”的誓言，掀起了学技术、学文化热潮，边学习边设计边施工，创造了“分区平行流水作业法”等技术革新400多项。1954年10月，佛子岭水库大坝竣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淮河水患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洪泽湖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湖泊，经过整理成为一大水库后，可以充分利用其水量进行农田灌溉。苏北大灌溉区的规划就是根据这个思路制定的。1952年5月10日，苏北灌溉总渠正式竣工，可灌溉苏北2500万亩农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规模的灌溉工程。

    经过三省区人民的辛勤努力，第二年度的治淮工程到1952年7月基本完成，取得了突出成绩。

面的治理：治淮工程的新进展

    在淮河治理初期，人们普遍存在着对于内涝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的倾向。治淮二期工程也存在着中非常重视修建山谷水库和洼地蓄洪工程，开挖河道和修筑堤防，但忽视了中下游的除涝工作。同时，各地政府对群众自己愿意兴办的小型水利工程没有予以积极支持，反而在防止打乱水系和防止发生水利纠纷的借口下阻止群众兴办水利的积极性。这种做法导致了“只限于点线的治理，没有从面上来消除水灾”现象。这种严重忽视除涝工程建设的做法，到1952年淮河中下游地区发生大面积的内涝灾害后才逐渐纠正。

    1952年11月23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举行淮河全流域性的消除内涝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治淮工作将由点与线的治理扩展到面的治理，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淮工作的新阶段。

    1952年冬季寒流来得早，雨雪多并且任务紧，因而治淮工程施工异常艰难。在南湾水库工地上，广大民工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法。技术干部制造的“电流串联爆破箱”，使开凿水库输水洞的爆破效率提高了90%以上；民工杨振喜分队在漴河和潼河疏浚工程中创造了“斜角挖稀淤法”，克服了在3米深的稀淤泥中取土的困难；佛子岭水库技工顾永林、史桂发等创造的“钢料热处理指示器”对提高工效起了很大作用。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连续三年修建治淮工程，淮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

    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曾希圣、吴芝圃、管文蔚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对普遍存在的忽视以除涝为主的偏向作了深刻检讨并深入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由于对内涝的全面性、严重性、频繁性、复杂性及除涝的重要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所以未能与改善当前农业生产的要求密切结合，其结果亦就不可能培植与提高群众抗灾治水的力量。直至1952年涝灾发生后，深深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紧张地为治涝进行了全面的测量、勘察和对每一支河进行流域性的规划。”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在错误面前，敢于承认并勇于承担错误，并在发现错误之后立即纠正。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据《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