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葛美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筹划建设三峡工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过这件事。邓小平、江泽民也都到长江三峡考察过。可以说三峡工程的决策道路是曲折的。三峡工程从提出到建成，历经近一个世纪。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1954年11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进行规划设计工作。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向有关专家了解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畅游长江，并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蓝图诞生了。
但由于在当时技术和物质条件受限等方面原因，虽经多次讨论，未能上马。
视察三峡坝区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1979年12月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利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由于当时正处国民经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建设不可能提上日程。
据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的魏廷琤回忆：1980年3月，他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他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他，他向李永长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李永长据此写了一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材料。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魏廷琤，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琤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魏廷琤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二分之一，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魏廷琤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会上，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看准了，就不要动摇”
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为150米。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汇报，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4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并批复：“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度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随后，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以陈赓仪为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以李伯宁为组长的三峡省筹备组相继成立，并展开工作。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汇报了三峡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淤积和坝高，并着重介绍了1984年底重庆提出的“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他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论证中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92年1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时，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休，但对三峡工程仍然十分关心，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给予大力支持。为了使全国人大能够顺利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邓小平找全国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谈话。1991年8月28日，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发表支持建设三峡工程的讲话。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纵观三峡工程的最终上马，邓小平的决策起了关键作用。正如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委员魏廷琤所说：三峡工程上马，主要是邓小平起了决定作用。的确，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三峡工程的今天。（据《中华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