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群管理方针”

■ 王玮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只是“退群”任性，对“建群”和“扩群”也兴味甚浓。他近日提议，拟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参与推迟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并将G7扩展为G11，此举在国际社会引发波澜。

    对屡屡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式”外交，国内外观察家惯用“不可预见”“不确定性”等词来概括其特点。特别是在多边外交场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立场更是复杂多变。

    仔细观察，也不难发现，尽管特朗普政府放出不少冷招，但也从来不下闲棋。特朗普政府利用国际伙伴外脑与外力，推进落实其“美国优先”的理念，贯穿了2016年以来美国的全部外交活动。当下，不妨以美国“群管理”策略为例，透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构想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

全面打破“自由的界限”

    特朗普当年成功入主白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反建制” “反移民”“反全球化” “反经济依存”的民粹主义立场。特朗普反复说，美国政府的任务就是“代表美国”，而不是“代表世界”，“美国优先”不仅是他的竞选口号，也是他执政后的施政纲领。

    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在许多方面与主流建制派的理念格格不入。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在其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曾试图把华盛顿主流意见告知继任者。他说，“我不想只谈来年之事，我想关注更长远的事情。不管谁当选下任总统或哪个政党掌控下一届国会，都需要保证美国的安全，继续领导这个世界，而不是变成世界警察；都要制定政策使其反映出美国的好，而不是美国的恶。”

    “领导世界”，这是美国政治传统，是建制派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020年的竞选主题。一般而言，领导世界的预设前提，是与外部世界包容共处。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将其译作《群己权界论》）所言，“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

    然而，“美国优先”理念的提出，全面打破了“自由的界限”，既破坏国际关系的已有平衡，又鼓励实力至上的交往法则。“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正在脱离国际限制，而其他国家的“自由”却因此受限。

    究其实质，美国是以“强制外交”为手段，全面追求狭隘的、片面的美国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组织和调度国际力量视为装配“霸权之翼”。在这种逻辑下，各种各样的国际“群”，无论是否由美国发起建立，只要能为它所用，美国就会加以控制、利用或者将其扩容；反之，则加以抵制、破坏甚至另起炉灶——这就是近来美国管理国际“群”的基本方针。

五大“群管理方针”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接连“退群”，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废止所谓“不公平协议”、缔结“反映美国及盟友利益”新协议的进程。撇开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因素不谈，我们可以在美国外交活动的“破”与“立”之间，看到特朗普外交的自我中心主义取向。

    当前，美国的“群管理方针”也服从于“美国优先”这个大原则，让各种“群”反映并服从美国的利益，否则就要予以“规训和惩罚”。

    总之，美国把各类“群”的运行，置于自我利益的标准之下。这也揭示了美国借助外力实现自身目标的政策构想。以封闭性或开放程度来衡量，美国的“群”大致分为封闭群、半封闭群、半开放群、开放群四类。在这四类常设“群”之外，还有事务性和临时群。

    其中，封闭群是美国力量的重要外部源泉，甚至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国际基础。但是，只要妨碍“美国优先”，美国依然会加以打压，例如改造北美自由贸易区、施压北约伙伴增加防务预算等。

    开放群（如OAS，美洲国家组织）和半开放群因其开放性而不易控制，美国会争取并利用这些资源，竭力防止这些资源为竞争对手所用，一旦这些群违背了美国利益，就会招致严厉的惩戒，如美国在4月14日全球疫情期间，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

    临时性事务安排也是美国“建群”的一种方式。诸如“志愿者联盟”“自由经济联盟” “5G联盟”等群组，往往都是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具有即时动员性质的国际联合组织。对奥巴马政府曾组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上台后便扔掉了这个“不中用”的工具，并以构建技术联盟为手段，企图压制中国产业升级。

美国对外政策走向

    对外政策是一国决定于国内、实施于国外的对外行为方针。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最终表现为各种利益的折中与平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地位的复杂认知，总体上与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政治保守主义者” “军工复合体” “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政治势力的深度支持。

    特朗普以“讲原则的现实主义”来界定其政府的对外战略方针，抛弃了多边主义传统，转而追求狭隘的本国利益，并极度推崇实力外交。这种“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模式其实是难以持久的。

    但这种政策很难马上得到调整，正如它也不是突然出现一样。经历过小布什政府时期“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奥巴马时期“我们需要的变革”，美国来到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期。当前的美国正在照抄政治学家亨廷顿二十多年前为“让美国伟大”开出的“药方”：“在国内，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感召；在国际上，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在证明其彻底无效前，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所谓的“疗法”的。

    就算民主党赢得2020年大选，当前政策形成的路径依赖也依然存在。在进行对外政策选择时，美国决策者的看法诚然会因人而异，但是，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往往会服从于国家的基本利益需要，而美国的基本利益需要是根据它所处的环境来判断的。尤其是当精英们普遍感到其“领导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他们不会任由事态发展而无动于衷。相反，他们会尝试各种手段，来延缓甚至扭转美国相对衰落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变化，那变化的也只会是手段，而非目的。（据《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