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谣言如何被粉碎

杨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部署西北“剿共”的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压后，最为人们关注和担心的，莫过于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但因当时通讯联络中断，一时无法获悉真实情况，于是，有关蒋介石的生死谣传迅速扩散开来。

    事变当日，南京《大夏晚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谓：张学良在西安率部“叛变”，“劫持”蒋介石，张学良与杨虎城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生死不明”。消息一发布，即谣言四起，有人说“蒋介石的性命堪虞，不可能再回来了”。

    蒋介石的生死谣传不仅在普通人中间流传，即便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广播电台也制造“蒋介石生命危殆”的传言，甚至言之凿凿地说：“蒋介石已被枪毙，红军占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

    日本从一开始就制造蒋介石被杀的谣言。事变当日，日本当局马上动员自己在世界各国的电讯网，制造谣言说“蒋介石已被枪毙”。

    针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谣言更是铺天盖地而来。首都南京不时造出离奇的谣言，谓“张、杨把省会公安局长钉在城门上”、“张学良被部下刺杀”、“整个东北军、西北军变成土匪，到处抢劫”、“张学良要求8000万元赎回蒋介石”、“西安事变受莫斯科援助”等等。

    国外舆论也趁势造谣。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指斥张学良、杨虎城“叛变”的“阴谋”，是利用“抗日运动营私”，甚至捏造张学良、杨虎城已与日本和汪精卫“紧密相连”共同炮制事变，“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的抗日情绪，挑起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日本舆论更是大肆造谣。《日日新闻》在12月12日下午说张学良成立了“自治政府”，并称“张学良自治政府”同苏联已订立了一项“攻防同盟”，同时指出张学良发动兵谏“与赤寇有关系”，“共产党与张学良间，显已缔结攻守同盟”。

    诸多谣传，不出意外地将“西安事变”与中共天然地联接在一起。事变发生后，宁、沪、平、津不少人都在谣传“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日本方面也在大力散布“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操纵”的谣言。日本特务机关更是造谣称：“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在西安与杨虎城开会”，“毛泽东任军事指挥，西安变成赤区”，“彭德怀率3万人进驻南京”。

谣言产生的三个“变量”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西安扣压蒋介石无疑是“塌天下”的严重事件，有人甚至直陈张学良、杨虎城扣蒋介石致“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晦冥”。

    可以说，谣言产生的第一个变量是“蒋介石”。

    由于担心蒋介石的安危，当时的上海和首都南京，“都激动得像一锅沸腾的水”，满街满巷都在纷纷谈论蒋介石的问题。坐镇开封的刘峙更是“吓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彷徨无主”，每天都在打探消息，“那个样子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无所适从。”

    消息不畅、信息不通、新闻封锁、言辞暧昧，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第二个变量。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南京方面就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他们一方面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叛国”，另一方面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的报道，封锁、查禁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的真实消息。

    埃德加·斯诺说，他的许多电讯遭到大肆删节，他几次想把“八项主张”发出来，帮助外界澄清这个谜，“但是检察官一字也不准发”。（注：八项主张为：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证人民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时，处在事变漩涡中的西安简直就是一座“疯人院”。在斯诺看来，国民党不但扣压真实的消息和事实，反而向全世界发出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

    无论是充斥在国际舆论中的谣言，还是散播在全国各地的谣传，其潜在的动机都和利益休戚相关。

    利益是“西安事变”期间谣言传播的一个重要“自变量”。

    苏联自“西安事变”以来，不惜捏造谎言，其背后的潜在事实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外交需要。

    1936年末，苏联正处于被日德法西斯夹击的严重威胁中。苏联为避免被两面夹击，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制定了“联蒋遏日”的方针，希望中国牵制日本侵略势力。

    而对于中国的抗日，苏联又寄希望在蒋介石身上。既如此，苏联非但不主张反蒋介石，而且不惜捏造谣言攻击张学良、杨虎城。

    日本在“西安事变”期间制造一系列离奇谣言，他们一方面突出和强调“西安事变”的共产党和苏联背景，造谣离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制造蒋介石被杀的谣言，鼓动地方实力派和有企图的野心家趁乱崛起，对本已混乱不堪的政治秩序推波助澜。

    事变发生后，一部分人坚持以武力讨伐解决，“一则可以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进一步支持；二则师出有名，如若能救出蒋介石，他们有首倡讨伐之功。如蒋死于兵祸，那么能掌握蒋的嫡系势力并继承蒋的地位的，又舍亲日派头子何应钦莫属”。

    更有一些投机分子为了一己私利而制造谣言。

    时任东北军交通处长负责西安对外联络的蒋斌，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扣发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电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伪造“西安赤化”、“蒋已被杀”等谣言。

    为了陈述发动事变的真实意图，张学良、杨虎城每天数次向南京和各地方实力派发电阐明真相。张学良还派人前往广西、山东、太原、绥远等地，与各地实力派联络，阐明他们的主张。

    与此同时，张学良、杨虎城还改组了西安广播电台，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用英语对外广播，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宣传。史沫特莱和贝特兰热情积极地协助工作，“每次广播的英译稿，他们都认真地校阅和修改，然后才进行广播”。

    面对汹涌而来的谣言，中共一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共在事变中的基本主张。事变当日，中共中央即召集紧急会议，提出“我党站在西安事变之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策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彻夜长谈，历陈中共自长征以来的一系列主张。随后，范长江起草《动荡中之大西北》一文，称，“西安事变”“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

    据统计，为了传达中共的真实主张，展示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舆论力量，毛泽东仅19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为了粉碎谣言，统一全党对“西安事变”和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认识，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要求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和群众作宣传解释。

    “西安事变”期间的谣言尽管不少是由南京方面传出，但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国民党内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处理却有着不同的声音。

    其中，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应对谣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子文冒着极大风险以私人身份飞往西安，对于谣言的制止更是起了重要作用。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哥，与张学良交谊甚厚。当时张学良曾明确对宋子文讲过：“我们曾致电南京的许多要人，请他们来西安商量国事，就单指不敢欢迎你，怕的令你受到更多的谣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宋子文亲往西安之前，端纳（注：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籍）已经飞抵西安。他与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交谈之后，随即发出新闻稿两则：一为新闻概述，一为答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同时，也向宋美龄报告了“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的消息，并将张学良企盼孔祥熙及蒋夫人同赴西安的要求转达于她。

    端纳在西安第一次向国内外报告了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有力地打破了各方面蓄意歪曲和制造的各种谣言，同时也为“西安事变”打开和谈大门找到了可能的路径。（据《党史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