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上没写的遵义会议历史细节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他亲自飞到南昌，命令何键、薛岳等率中央军、湘系、粤系、桂系的25个师、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作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

    随后，红军在湘江血战五昼夜。这次战斗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成3万。巨大的牺牲让广大红军官兵陷入深深的迷惑，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亦受到深深震动。作为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几乎陷入绝望之中。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渡过湘江的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下面要往哪里去，成为萦绕在大家心头的疑问。

    此时，不光中央苏区被迫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是危机重重。比如，鄂豫皖根据地，也要长征；洪湖、湘鄂西等革命地区更是整个丧失，全党全军都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状态。

    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会出现这么重大的失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党的六大（注：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之后，虽然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很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照搬苏联那一套，出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刚开始大家也没意识到会造成多大危害，基本听从了他们的指挥，等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经有很多红军指战员感到情况不对，纷纷呼吁要让毛泽东重新复出，改变现行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前的三次重要会议

    长征开始后的种种指挥错误，让党和红军损失惨重。难道仅凭借一次遵义会议就让领导者们意识到问题所在，一下子就把军事问题解决了?当然不是。遵义会议前，在毛泽东等领导者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多次会议，才最终形成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成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酝酿，如何统一领导层的思想，摆脱当下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稼祥和张闻天。

    毛泽东在苏区时受到打击，心情郁闷，再加上身患疟疾，所以自长征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而王稼祥则在苏区反“围剿”中腰部受伤，也一直在担架上。担架并行行军时，两人时常互相交流，王稼祥慢慢接受毛泽东的观点。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经常骑着马在他们前后走，也与他们不断讨论红军的处境和前途。在坦诚交流中，三个人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领导层思想的初步统一，为后来扭转局面，挽救党和红军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今天的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根据破获的敌军电报表明，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构筑了碉堡封锁线，如按原定方案北上湘西，正好自投罗网，红军应该转道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会上，博古重申要北上湘西的主张，毛泽东则再次主张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两种意见形成了激烈争论，最后政治局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次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的行动方向问题，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来到了波涛汹涌的乌江南岸。面对“天险”，李德不愿意走了，他对湘江之战仍心有余悸，认为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如果失败，那将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他再次提出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得到博古的呼应。

    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猴场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上，大家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并且确认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被打破，李德对红军军事上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被解除，为遵义会议召开并推选毛泽东领导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国民党追兵一时没有追上来。在遵义，中共中央领导层终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可以认真思考、讨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未来选择。红军在兵源和物资方面也得到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补充。

    根据此前的黎平会议的精神，适当时机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遵义无疑是那时最好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早前原定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但考虑到当时最亟待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所以最后块定把一些红军主要军事指挥员扩大进来，成了扩大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博古作主报告。当时博古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上来，指出国民党军队多、兵力强、武器好，还有帝国主义帮助。紧接其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对失败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深刻检讨。

    正副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开始陆续发言。张闻天首先出来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紧接着发言，除了严厉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还将错误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阐述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随后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作为与王明、博古一同留学苏联的同学，又是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的支持在此时尤为重要，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关键的一票”。

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这场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并未留下更多文字材料，直到人们发现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手稿。这份手稿长达8页，共计4600余字，由蓝墨水竖排书写而成，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夹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手稿上既无署名，也无日期，更没有上下文连接，因而无法辨认起草作者。一直到1982年，经陈云确认，这是遵义会议后他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正因为有了这份极珍贵的历史文件，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得以为今人所知。

    根据文献，我们可知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是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中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红军的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结束了，但危机还未完全解徐。由于敌情严峻，中央红军最终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转而向西进入云南威信。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系列会议，即扎西会议。会议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正式解除了博古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会后，中央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上开始掌握主动权，逐步恢复当年在军事上因敌而变、因时而变的做法。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得红军基本摆脱了险境，摆脱了长征以来被人追打的局面，为后来立足陕北开创了新局面。（据《中国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