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考”：作弊与反作弊何其多

    史册载入了几例臭名昭著的作弊故事，它们把中国古代整个取仕制度的一些弊端缀连起来，勾勒出在国家和现代社会之前，就已存在的一些作弊基本面相。

    古人作弊的伎俩千奇百怪。但大概就是三类：请托、替考和夹带，恶劣程度依次递减。

    我们从程度最轻的说起。

    古时候的夹带黑科技，不容小觑。“银盐变黑显影术”，就是一项适用于作弊的技能。原理依仿苏轼在《物类相感杂》里记载的“盐卤窗纸上，烘之字显”，把衣服的夹层写满文字，混入考场后用蜡烛点火即现字。

    而替考，一些考生家财颇丰，但生逢不能买官的朝代（唐、清都命令可以“捐官”），可能会请人当自己的“假手”，作代考。

    假手又分为替名入试和就院假手两种。前者指替考者入场，被替者不入；后者则指替者和被替者二人同时入场考试，在考纸上互换姓名作答。

    “假手”在现代有了另一个解说，即为“枪手”。不过现代的“枪手”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现象”，多指替人创作如写剧本、文案等，甚至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职业。 

    据闻晚唐诗人温庭筠就是个著名“假手”，曾凭一己之力，帮八个人答完了考卷。讽刺的是，温庭筠自己多次考进士多次落榜，一生郁郁不得鸿志。

    而请托，请看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的名句：“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他归咎于“无亲族在朝中”。当时的请托风潮抑制普通人的向上流动，当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以情托；而他这种无势、无财又无关系的，只能请托无门。

防治作弊一条龙

    有作弊，自然有反作弊。科举刚开始实行的一段时期，几乎每个朝代都会面对取士不公的指责。开科取士，考中者少，落第者多。每逢考毕；角落里总是哭成一片。妥善地安抚落第士子，成为统治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重中之重第一步，就是严令防控作弊。而防作弊，自然要从走进考场前开始层层把关。

    从报名的环节开始，必须严密核查户籍，防止冒考、替考。据明《八闽学政》记载，巷里保举制度是报名参加科举的必备环节。考生须先由“本图里长开报童生”名单，而后送“县逐名审过”，最后“里邻户首甘结一纸”。由于参与保举之人要负连带责任，因此，这个环节能过滤绝大多数的冒籍考生。

    正式开考数日前，还要实行一项“锁院”流程，即在正式开考前数日将考官集中到一个院子中，派专人监管，严禁与外界接触。明成化二十二年应天府乡试，“八月七日锁院，廿七日撤棘”，历时21天。关起门来考试，也不失为一个绝妙的笨办法。

    为了防止替考、假考等舞弊情况出现，清朝还制作了“浮漂”。相当于今天的准考证，记载着考生的姓名、籍贯、年龄等基本资料，包括个人体貌特征（甚至是胎记）、家庭住址等。考生需持浮漂到所在的州府、县衙门报考，得到官府的认证后即验明身份。

    金朝规定考生入场前要脱掉衣鞋帽，进行裸体搜身，甚至要打开发结，连鼻孔、耳朵眼儿也不放过。世宗完颜雍即位后，觉得对考生脱衣检查实在不雅，便又开设官办浴池，令考生考前皆入浴，事后另换统一服装入场考试。几乎等同于“光溜溜地进来，光溜溜地出去”。

    乾隆时期，作弊可谓蔚然成风，进场核查严苛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彼时男性已削发留辫，考前搜身除了浑身脱光，甚至连辫子都要拆开来严查是否夹带。据悉，清乾隆九年，北京分三场考举人，第一场就搜查出20多个“夹带”（这20多人后来也被相应判处）；到第二场，有2800多名秀才直接没敢来参加考试。作弊人数之庞大，可想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封建朝代中央集权的加强，防止作弊的律法和手段只会愈加严密。

    明清时期，朝廷下令所有考生考试时需要有五人相互担保报考，如果一人有作弊行为，其他五人都会受到牵连。为防止人情的串通和勾结，除了连坐制，不能放过的还有试卷递交和检阅这一“藏污纳垢”的关键环节。

    武则天时期开始采取糊卷法，它也是今日试卷密封的最初来源。此方法获后世沿用，但人性的投机本性总能无限拉垮制度的完密性。糊卷法实施后，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在某处句子内暗藏关节，所以，事实上，糊名、誊录等法只能防范一定的作弊。

    进入考场后，真正的战役才开始。中国的科举考场，最广为流传的恐怕要数“号舍制度”。考场是单人的隔离间，起初由木板和芦席搭建而成，后因失火导致很多考生丧命，改为砖墙结构。

    成千上万个“号房”面积平均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换算下来约1.65米长1.32米宽，而古代参加考试的都是成年男性，科举考试往往历时三场，每场整整三个昼夜，连起来九天九夜，考生只能在“号房”里吃喝睡，形同坐牢。但纵是坐牢，也不能杜绝为求功名之欲滋生的作弊。

    考后主要有两种手段再次保障公正性：其一是誊抄，古代科举皆以文试，文又主指成章作文。将所有试卷誊抄一遍的方法虽然原始，但却能致命打击一种舞弊方法：一部分考生会在考卷上故意写错一个字或者某个字的写法比较特殊，借以串通考官作弊。

    第二种核查手段叫“搜落卷”，盛行于明清，主考官可在同考官未推荐的试卷中再查阅一遍，果有异材，亦可收录，称为搜落卷。目的是防止同考官舞弊，同时可弥补阅卷中的疏漏。

    到此为止，一场大考算是终结，考与应考双方犹如打了一场对仗。

最后一起科举舞弊案

    归根结底，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侦察”与“反侦察”，仍然都是浮于形式表面的。它们不仅没有任何环节能保证百分百的公平公正，且不论制度的形式如何改进，公开考试的隐秘暗处从来存在。以致防止舞弊的任务之重、尝试之繁，自古以来丝毫不亚于积弊深重的反贪反腐。

    那么，“作弊的后果”是什么?

    最表层，自然是被当时抓获后的惩处。 

    集权统治时代，罪与罚都十分严苛凌厉。为保证最大程度的管治效果，对“惩”’的重视甚至比防还重。并且，随着中央集权高压统治加强，同一行为的惩罚力度往往只会越来越高。

    比如，在进入考场之前的搜身阶段，一旦被查出夹带，宋代只不过驱逐出场并取消下一年的考试资格，明代则是杖责，严重的还会发配边疆充军。

    对考官的配合作弊，惩罚也十分严厉。唐高宗龙朔三年，主考官董思恭接受考生贿赂后泄露了进士策问试题。后来东窗事发，三司会审初判朝堂斩决，后因董思恭临刑前告发别人，被免死，流放岭南。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制造了清代载入史册的最后一起科举舞弊案。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鲁迅之父参加举人考试，周福清得知主考官是自己曾经的旧时故交，便动了心思，便用书信传递贿赂一念。谁知主考官殷如璋无意中当众拆阅了书信，一起堂而皇之的贿考丑闻就此暴露在世人眼前。

    此事败露后，周福清被锁拿下狱，后因“关节未成，赃未与人”（即作弊未遂），被判定为斩监候。周家从此时开始穷困潦倒，周福清则在郁郁不乐、中度过了三年，直到1904年逝世。（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