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03年诞生于奥地利。1923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医科系，1927年毕业后进入国家医院。因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与人民革命斗争，多次被捕入狱。1939年初，被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奥地利，永远不准返回。罗生特带了些医疗器械和随身生活用品来到中国，他要以自己的专长，为中国抗战事业服务。来华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介绍他到上海，与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联系。

    希伯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回到上海后，罗生特当即与他联系，并加入了希伯组织的学习小组。经过学习，他对中共和抗日根据地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提出要到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0年10月，罗生特随希伯与新四军驻上海的干部吴之理会面，吴又向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作了汇报。中共党组织批准了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的要求。1941年3月，罗生特随沈部长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接见了罗生特，军部还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陈毅亲自主持，刘少奇致欢迎词。罗生特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介绍了奥地利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亳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抗战事业。新四军军部任命他为卫生部顾问，协助沈其震工作。1942年春，罗生特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申请，陈毅知道后，爽快地为罗生特作了入党介绍人。罗生特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很特殊的。

    罗生特和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主任齐仲桓一起，忙于军部以及驻军周围的第三师的医疗诊断、手术和讲学工作。军首长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饲养员及一匹驮医疗器械的大洋马。1943年，军部选调会说英语的卫校毕业生方政给他当翻译和助手。

    除从事医疗工作外，罗生特还创作歌曲、写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查访问为素材，撰写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著作《奥地利-中国》。

妙手回春救司令员

    为了更好地发挥罗生特的医疗专家作用，新四军决定送他去延安，第一次因路途安全没有保证未能成功。第二次预定经新四军第四师驻地皖东北，绕道重庆北上延安，由于地下交通线中断，罗生特滞留四师。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就势报告军部，请求罗生特在四师工作一段时间。1943年春天，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患尿血症，陈毅推荐他去新四军四师找罗生特诊疗。经详细检查，罗生特认为罗荣桓患的是肾癌，但因没有X光机无法确诊，不敢贸然手术，即暂时采取保守疗法，待有条件时再外出就诊。经过罗生特的精心治疗和调养，罗荣桓的病情大有好转，不久返回山东。

    回山东后，罗荣桓尿血病复发，陈毅又派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1943年9月下旬，罗生特到达山东军区驻地滨海区莒南县，罗荣桓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部长，罗生特十分谦虚，坚决不干，罗荣桓只好安排黄农任部长，罗生特任顾问。罗生特一到山东就给罗荣桓进行了全面检查，结论是疲劳过度。他建议罗荣桓住到卫生部，暂时摆脱繁忙的工作环境，以保证治疗。为了控制住病情，罗生特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罗荣桓测血压，观察小便，检查饮食。有时夜间也进行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罗荣桓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1943年冬，日军向山东根据地大举“扫荡”，罗荣桓因夜以继日地工作，治疗计划被打乱，刚刚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了。在整个反“扫荡”中，罗生特跟随着罗荣桓，千方百计采取治疗措施，并对他的活动予以严格限制。罗荣桓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

    罗荣桓病情从1944年起渐趋严重。为了确诊病情，罗生特用山东军区仅有的一台容量很小的X光机给他拍片，但片子很不清晰，对比度不好。于是派人去上海买回一台大的X光机，但没电源，又没有配套的发电机。罗生特只好用金属膀胱镜作尿道检查。每次检查，罗荣桓都疼得大汗淋漓。与此同时，罗生特不分昼夜地翻阅书籍资料，并向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提出观察病情、收集尿样的要求。在罗生特的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此后两年中，罗荣桓的病虽反复发作，但能保证他正常工作。林月琴后来回忆：“罗大夫很能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心理，他对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他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生理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仅是病人本人，而且涉及病人身边的人。罗生特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科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同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在1945年夏季反“扫荡”和三个月攻势作战中，罗荣桓因劳累过度，病情再次加剧。为此，他电报毛主席，希望党中央派人接替他的工作。毛主席复电说正拟派人，但最终还是没有派来。罗生特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发展，尽最大努力给予治疗和护理，使得病情又稳定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对林月琴感慨地说，他的“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罗荣桓所说的“五年计划”，是从罗生特来山东算起，再活5年，坚持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中间罗生特有一份重要功劳。

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罗生特在给罗荣桓治病的同时，在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党政军领导人找他看病，各界社会名流找他看病，周围群众找他看病，每次战斗结束后还有大批重伤员送来请他处理，平均每天都要看几十个病人。军区首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给他规定了看病的时间和看病人数，但这些规定常常被他自己打破。在山东，他究竟给多少军民治过病，挽救过多少人的生命，这已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他自己曾幽默地调侃道：“医生好不好，看看身边有没有病人就清楚了，看来我这个大鼻子医生还算合格呀！”

    罗生特不仅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医科专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工作者。他作为山东军区医学顾问，根据当时严重缺医少药情况，狠抓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医院建设，并亲自授课。他讲课时，由卫生部长黄农当翻译，采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图解，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牢。在他的关心与指导下，一批批医护人员成长起来，许多人成为部队卫生战线上的骨干。他在莒南县陈家老窝村亲自设计，建起了一所近百间房屋的战时医院，其规模在当时的根据地首屈一指。

    罗生特到山东后，山东军区首长决定对他特别照顾，每月发给他300元北海币作生活费，服装和军区首长同样。他找到军区首长恳切地说：“我也是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给我这么多生活费会脱离群众的。”首长解释说：“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时间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他却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如果为了享受，我就留在上海了，不会来新四军和山东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的生活费减少到100元，实际上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因为他经常用自己的生活费给伤病员买营养品，有时还请同志们聚餐。由于工作劳累，生活艰苦，他健硕魁梧的身体慢慢消瘦了。

    罗生特未结婚就来到中国，1941年进入华中根据地时已38岁，到山东时已40岁了。不论在华中，还是在山东，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婚姻问题，要给他介绍对象，一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时，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虽喜欢有异性伴侣的生活，但结婚是一件大事，我愿将来回国找本国人结婚。他对中国的风俗习惯非常尊重，为女病人查病、治病时，一定请其他女同志在场，虽然处于敌后艰苦环境，但对这点他始终恪守不渝，因此，博得患者的无限尊敬和一致好评，称他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抗战胜利后，罗生特被派往东北工作，担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卫生部长。1949年11月，他返回奥地利。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病逝于以色列。（据《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