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局城工部的绝密任务

张同乐 史宝强 王冠军

    中共中央拉开协商建国的大幕后，华北局城工部承担了护送平津和途经平津民主人士赴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筹备新政协的重任，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重要中转站之一。

转送枢纽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春成立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秋，扩大组成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8月，晋察冀分局升格为中央局，分局城工部编入北平市委机关。1946年10月，北平市委撤销，改设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称华北局城工部，驻地设在沧州泊镇（今泊头市）。

    泊镇位于沧州市以南40公里的津浦线上，大运河由镇中心南北穿过，水路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北距古都北平、南距华北重镇济南、西距华北要塞石家庄都是200公里，北至华北重要商埠天津150公里，是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这里便成为解放区，是敌我两军拉锯的地带。华北局城工部驻地选择在泊镇河东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四合院里，为了保密，对外称“华北建设公司”。

    华北局城工部主要负责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时任部长刘仁，代号“老头儿”。在刘仁的领导下，华北局城工部在北平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建立了学生、平民、工人、文化、铁路以及警察6个工作委员会，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各式店铺、澡堂浴室，抑或在胡同口旁、四合院内，几乎都有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前夕，毛泽东于1948年4月27日致电刘仁，指示他联系北平的民主人士，商议应邀请哪些人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5月初，刘仁在石家庄参加华北局会议后返回泊头，立即向城工部机关干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在周恩来的缜密谋划下，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香港和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走海路到东北解放区，即南线；一条是平津和途经平津的民主人士走陆路到华北解放区，即北线。

    北线护送由华北局城工部负责，民主人士大多从北平或天津出发，经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的交通站，然后到泊镇办事处，再由华北局城工部转送到石家庄，由中央统战部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负责接待并送到西柏坡、李家庄。华北局所在的泊镇，成为北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最前哨和转运枢纽。

    据统计，华北局城工部在泊镇期间，向解放区输送青年学生1000多人，转送了吴晗、刘清扬、张申府、米暂沉、周建人、符定一、楚图南、李明灏、田汉、安娥、李公朴夫人、何基沣夫人、焦菊隐、马彦祥、蓝天野等著名民主人士，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为新政协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全护送

    华北局城工部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主要由其地下交通网完成。解放战争时期，津浦线相对比较稳定，华北局城工部利用济南到北平的民间客流线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1947年6月沧县解放后，这条交通线的旱路延伸到王官屯。

    1948年8月，华北局城工部交通科又在石家庄建立了交通站。民主人士的转送，主要是通过从天津到泊镇再到石家庄这条地下交通线进行的。由于交通员们都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高度的责任心，华北局城工部的护送工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在天津南开大学，有一个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为“南系”地下党员胡国定。在南方局指示下，胡国定领导成立了输送撤往解放区人员的地下交通站。1948年秋冬，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与北平党组织派来的陈鼎文等配合，多次护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时任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南开大学总支书记刘焱，保存下来一本《南开地下党记事本》，其中记录了当时天津地下党为护送各界人士到解放区的巧妙方法。

    刘焱当时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一首实为地下党联络暗语的七言打油诗：“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护送人员去解放区，必须要事先充分做好化装、伪造身份、编造说辞等准备工作，然后到天津南市清河大街上的骡马大车店，雇用从天津到泊镇的大车，到目的地后找中国建设公司经理高棠接头（注：高棠即荣高棠，  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建设公司经理），说是“李爱”介绍来的。

    除此之外，还要给每个去解放区的人编排千个由百家姓和天干地支组成的特殊接头暗语，比如，一月份去的人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人叫“钱丑乙”，以此类推。在掌握暗语的同时，去解放区的人还要领到一张“路条”，这些路条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小额钞票，由胡国定统一保管和发放，解放区的同志掌握这些钞票的号码，以便接头时核对。

    由于城工部所开展的主要是敌占区城市工作，所以保密性非常强。大批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来到泊镇后，华北局城工部机关在给予热情接待的同时，尤其注意保密工作。

    每当有“客人”来时，即由招待员送饭送水送书报物品等，有事情由招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同他们联系或代为转达。如果外出，则由专人带领。与“客人”接触最多的是招待员，被称为“小鬼”，都是来自老根据地。

    “客人”们的医疗服务由城工部的医生和卫生员负责，根据需要到客房出诊。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医生的挎包里没有多少药，只能医治常见病症，但服务态度非常热忱，“客人”们很满意。

    城工部机关人员，按照边区统一的供给制度，常年吃小米饭，少油少菜，但对待“客人”则待遇从优，在规定招待开支范围内，尽力加以改善。

过关“秘笈”

    周建人一家住在上海，已做好随时奔赴解放区的准备。按照上海地下党的指示，1948年10月15日，周建人偕夫人王蕴如及女儿周瑾、周蕖4人，和艾寒松一家乘船离开上海，5天后到达天津。

    艾寒松是共产党员，周建人的出行是由他安排的。周、艾两家在天津大约住了两三周以后，上海党组织派来一位身份是国民党军官姓李的同志，负责护送两家。11月9日，由李同志找到了一条渔船，在天津金刚桥下船后，就算进入解放区了。在由天津到招头镇的途中，有四五个关口，不时遇到国民党便衣等的询问，均由这位国民党军官一一对付过关。

    由招头镇坐火车到左各庄，这里已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当地解放军的负责人是魏笑天。他们两家在左各庄住了一两夜，然后由魏笑天雇了一辆胶皮轮的大车，把大家送到泊镇，再由泊镇送到石家庄。

    吴晗是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北平民主人士之一，他们夫妇到达解放区，是由时为北平温泉中学校长助理的中共地下党员池重负责。池重地下护送经验丰富，准备了一套应付国民党关卡检查的“秘笈”。

    吴晗提出，向党中央汇报的记录纸和眼镜要带走。池重买了一瓶擦手油，回到住所，向女主人借了一个不透明的旧雪花膏瓶子，把买来的擦手油先装进一些，再把吴晗的眼镜片拆下，塞在擦手油瓶内，上面又敷上一层擦手油。另取两个火柴盒芯，改糊成一个双层底的盒芯，把记录纸夹在两层底的中间，然后装上半盒火柴，连同半包劣质香烟装在衣袋里。池重还准备了一些“官金”（国民党钞票），放在包袱里行李的表面，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兵把守关卡检查的。准备停当后，池重带领吴晗夫妇出发了。

    在陈官屯关卡，国民党兵挨个搜身盘查。池重熟练地把一些钞票放在包袱里显眼的地方，并要求吴晗也这样做。当检查到池重时，没等搜身，先把包袱打开，亮出了事先摆好的钞票，国民党兵熟练地把钞票塞进自己兜里，挥手放人，吴晗也照方抓药，顺利过关。

    吴晗他们在路上还遇到了国民党溃兵，拦路抢劫。在池重的机智应对下，吴晗夫人顺利过关，但吴晗却被强行搜身。国民党兵从吴晗的口袋里搜出一团黑色东西，非常气愤地扔在地上。原来是吴晗没来得及洗的袜子，没想到臭袜子也成了通关“秘笈”。 （据《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