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两名间谍引发的中美外交博弈

梅兴无

    1952年8月下旬，国家公安部电告东北公安部，长白山区侦听到可疑的电台发报信号，要求迅即查明是否敌台。9月，东北公安部收到吉林省公安厅的报告，地处长白山区的安图县公安局反映：有人曾在老岭两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还有人在老岭密林中发现了印有外文商标的空罐头盒，几个进老岭挖参的山民曾遇到5个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向他们购买米、面和烟草。这些迹象表明，长白山区已有潜伏的敌特。

    一场“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斗争，在长白山区迅速展开。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谭友林组织指挥东北公安部队和民兵，以老岭为重点，进山设卡搜索。这一措施很快见效：9月27日，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的人带着一支手枪，主动走进安图县旧县城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他供称，自己是9月21日凌晨，由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向安图县老岭地区空投的一个特务。由于解放军步步设卡，他走投无路，只得自首。

    该特务名叫李军英，是美国空投在长白山区的间谍，代号“5774”。李军英曾当过国民党军副团长，后逃到中国香港参加了一个叫“自由中国运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美国中情局的直接策划下，利用所谓“第三势力”组成的，专门网罗一些从内地亡命到港澳等地的国民党人员，进行间谍专业训练，然后派遣到中国境内执行特务行动。

    1952年7月14日，美国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飞机将“文世杰（队长张载文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安图县老岭山区；9月2日，又将“沈衡年（队长栾衡山的化名）队”5名间谍空投到靖宇县北龙湾山区。10名间谍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靠电台与美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联络，企图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游击基地”。

    李军英还供认，8月中旬，约翰·唐奈等美国间谍人员曾乘飞机到该地空投粮食和物资补给“文队”。李军英此行的任务，就是以视察员身份检查“文队”建立“游击基地”的情况，然后再返回日本向美间谍机关汇报。返回日本的途径有三条：一是走“空路”，使用空取器从地面将其牵引到飞机上，飞回日本；二是走“海路”，从海上返回日本；三是转道中国香港返回日本。

    谭友林听了李军英交代的情况后，立即部署兵力，封锁隘口，先后将“沈队”、“文队”围歼，两名敌特在顽抗中被当场击毙，“沈队”队长栾衡山、“文队”队长张载文等剩余8名敌特悉数落网。

诱敌深入，伏击间谍飞机

    谭友林与反特联合指挥部成员研究后，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李军英、张载文这两个关键敌特以及“文队”的电台，抓住美谍机关要李军英返回日本汇报这一契机，诱美谍机关派飞机前来“空取”李军英，乘机伏击敌间谍飞机。这一方案由东北公安部报经国家公安部同意，由反特联合指挥部组织实施。

    在公安部门的严密控制下，“文队”间谍牛松林以队长张载文名义，用电台与驻日本的美谍机关联络，并多次拍发了假情报。美谍机关不但没有发现破绽，反而对“文队”的“成绩”大加赞赏，并指示不日将派飞机空取李军英。

    据此，反特联合指挥部研究确定了伏击美间谍飞机的地点，然后让牛松林电告“空取场已选定”，并传去坐标和方位。随后，谭友林迅速调集公安、防空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星夜部署40多门（挺）新式高射炮、高射机枪，在空取场上空组成半圆形火力网，只等美谍飞机到来。

    1952年11月29日，长白山区已是银装素裹，我捕谍队伍埋伏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静静等候着美机。根据美谍机关的具体要求，雪地上架好了空取架，装好了空取架上的指示灯，备好了待燃的三堆信号火堆。

    22时45分许，只见一架美机飞临空取场上空，雪地上立即点燃了信号火堆。一架暗绿色的C-47美机在空取场上盘旋了一圈，用降落伞投下一个大包裹后飞走了。原来，第一次是试飞路线和高度，第二次才是正式空取。不久，空取场上空又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美机盘旋几圈后，由北向南俯冲而下，在离空取场只有200米高度时，开始盘旋，放下空取器。谭友林果断下令开火，美机中弹多发，迅速坠落，摔到雪地上，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熊熊大火。

    公安战士在打扫战场时，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手枪、卡宾枪、冲锋枪、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还有两名死亡的机组成员残骸，另有两名侥幸从爆炸中逃生的美国人被俘。据交代，一人叫约翰·唐奈，另一个间谍叫理查德·费克图，都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

    美国中情局不得不默认这次对华谍战以失败而终结，并编造了一段飞机在日本海失事的谎言。1953年12月4日，中情局宣布机组人员“推定死亡”。此后，美谍机关中止了向中国长白山地区派遣特工的计划。

中美之间的外交博弈

    1954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军事审判庭最终裁定，因从事间谍活动，唐奈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20年徒刑。消息传到美国，引发了政界震惊。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一个抗议声明，称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哈马舍尔陆军部在日本雇用的“文职人员”。接着，美国务院指令美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同时，美国又请英国出面斡旋。此外，美国国防部、海军部、远东空军司令部也纷纷发声，—致否认曾派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立即回信予以驳斥：“我国政府判处美国间谍案，罪证确凿。”

    美国在“抗议”和威胁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后，又变换花招，想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对中国施压。在美国的操纵下，195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美国据此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

    于是，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希望能前往北京会晤，商谈被俘人员释放事宜。周恩来斟酌再三，认为正可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揭露美国的反华恶行，阐明我国的立场、观点，还可以在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从次日下午开始，双方一共举行了4次正式会谈。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幌子，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军”扯到一起。双方分歧很大。

    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间谍的家属来华探监，具体操作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去谈；并同意通过瑞典（注：哈马舍尔德系瑞典人）驻华使馆把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转交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对此很满意，在一些问题处理上，中国给了他一个“面子”，也算不虚此行。

    1958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但其中没有唐奈和费克图。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谈到了上述问题。周恩来说：“美机空投下来的特务唐奈和费克图，跟朝鲜战争毫无联系，他们完全是特务。”

    其实，美国中情局从来没有忘却唐奈、费克图，曾设计了一个周密的突击计划，拟派海军陆战队到北京营救唐奈和费克图。但这一近乎疯狂的冒险计划最终被美政府叫停。

    要求中国释放这两名间谍，始终是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中美方的一个重要议题。从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华沙谈判共进行了136次会议，但这马拉松似的谈判并没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直到1971年4月，“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探路”。他向中方提出释放两名美国间谍的要求。

    考虑到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处理的立场有所松动。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带到法庭，他被宣布即将获释，唐奈由无期徒刑改判为从即日起5年有期徒刑。之后，费克图从中国香港转道菲律宾返回美国。

    “唐奈案”在美国受到包括总统尼克松在内的关注，尼克松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唐奈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请求中方予以释放。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再次提及唐奈一事。

    1973年初，唐奈母亲严重中风。尼克松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呼吁中国政府对唐奈给予宽大处理。中国政府作出了积极反应，于1973年3月14日将唐奈提前释放，唐奈在服刑超过20年之后，获得了自由，回到了美国。（据《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