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

    1956年，新中国经由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正式跨入社会主义门槛。入得门来，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是那么先进，在发展上仍处于落后水平。怎样才能把这个新出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去面对去思考的紧迫课题。

    那时，毛泽东很有信心，他在 1956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争取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当时中国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积累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对此，新中国领导人都喜欢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画。”意思是说，没有基础，可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有所减轻。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堵出现松动。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和美国1955年8月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此时，西欧、日本也都在修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搞发展。

    世界出现了难得的平衡，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变化，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得机遇，也增加了压力和紧迫感。世界工业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使新中国领导人感到，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要用好目前国际休战的宝贵和平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发展。

    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决定于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要以大会决议的方式，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确定下来。这是一次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的大会。

理清“十大关系”

    1950年代前期，中国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虽然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但中苏两国的国情毕竟有诸多迥异之处。一些向苏联学习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效果不好；还有很多方面却又是学不来的。毛泽东曾这样回顾过：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1955年12月，刘少奇不间断地找国务院一些部门汇报座谈，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受到刘少奇的启发，不久，毛泽东也安排一些部门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他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听了43天，边听边思考边议论。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他—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正是在40多天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路逐渐明朗起来了。

    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重点是经济问题，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将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详细阐述。

    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这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而恰恰这五条，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有不小的区别。如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来看，能使重工业发展得更多更快，基础更稳固；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加快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利益都要兼顾；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

    毛泽东后来坦率地说过：“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总体来说，就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套内容。

    理清“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也成为将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方针。

一场盛会，一条路线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上一次党代会已经过于11年。

    “八大”是一次开放的大会。除了党的代表外，还邀请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列席会议的还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

    “团结”，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关键词。毛泽东的开幕词概括了“八大”的任务：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当天下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前一阶段从苏联模式中开始走出来的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外交直至党的建设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走自己道路的方针政策。

    会议第二天，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按毛泽东的话说，“八大”党章的修改包含了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其一，是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毛泽东设想，他本人逐步从中央主席的繁杂事务中脱身出来，可以担任名誉主席。会上还提出了增设几位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二，把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再是“七大”时确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两点重大改变，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强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应该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使农业同工业发展相协调，在此基础上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总之，要统筹兼顾，使得经济平衡发展。

    9月27日，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作出了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后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长达60年的岁月里，一直成为确立党的中心任务的基本依据。

    回顾1956年前后，新中国领导人在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照镜鉴中，探索如何治理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并在经济发展(“十大关系”)、政治方向(八大路线)、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诸方面，大致形成了一个顶层设计的“路线图”，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据《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