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离不开“神药”奎宁

    自19世纪起，疟疾成为世界病，奎宁左右了当时的全球地缘战略。

    疟疾由人体带原，以俗称疟蚊的“按拿斐雷蚊”传播。疟蚊叮咬带原者，疟原虫进入疟蚊胃内，配子体雌雄交配，育成大量孢子体，进入疟蚊唾腺，就能在下一次叮咬人体时传播疟疾。在疟疾猖獗地区，居民代代染疫，体内有抗体，但外地人很难经受疟疾折磨。

    古代交通不便，疟疾传播受限。到了19世纪，轮船与铁路创造了便捷的全球交通网，疟疾一发不可遏抑。英国全球争抢殖民地，造成18世纪英伦三岛疟疾大流行。南北战争深入南方疟疾区，全美疟疾暴发。而积极开拓非洲殖民地的地中海国家，更是疟疾重灾区。1908年一年之间，意大利有2万人死于疟疾。

    要治疗疟疾，必须依靠由金鸡纳树皮提炼的奎宁。但金鸡纳树异常娇贵，不易种植，成为地缘战略的无解环节。

    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却只有荷兰殖民地爪哇岛能大规模栽种。20世纪初，全世界年产奎宁600吨，90％于爪哇生产，荷兰一手垄断奎宁供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荷兰亲近德国，德军奎宁充足，英法等协约国却只能靠库存奎宁作战，进军东欧中东疟疾区的英法联军被疟疾彻底打垮。巴尔干半岛有16万军人因疟疾住院，埃及3.5万、东非10.7万、阿拉伯半岛2万。30余万大军患疟，东线无战事。

    因此，列强争相研发人造奎宁，以摆脱荷兰的独家垄断。人造奎宁的另一个研发目标，却是要摆脱奎宁。因为奎宁本身如同毒药。服用奎宁是以毒攻毒，非常危险。

    奎宁药性强烈，直接冲击中枢神经系统。少量服用可以兴奋神经细胞，大量服用则造成神经细胞麻痹。轻则耳鸣、耳聋、眼花、头晕、浮肿、发热、恶心胃痛、味觉嗅觉失常，重则精神错乱、失明甚至口鼻出血暴毙。孕妇吃奎宁，更有流产之险。

    但奎宁用量不能少，因为奎宁擅长消灭分裂的孢子体，却很难根除深藏于肝脏内的疟原虫。若遇到严重的“恶性疟”，只能狠下猛药。下猛药可以快速消灭大量疟虫，却经常引发心脏麻痹而暴毙。

    新式的人造奎宁，必须压低副作用。1932年，德国拜耳公司开发出类似奎宁的化学合成新药“阿的平”。药片完全经化合而成，能有效消灭疟原虫，对恶性疟原虫杀伤力尤强，但仍无法消灭孢子体，恰好与奎宁互补。

    虽然阿的平需配合天然奎宁或金鸡纳扑疟母星，才能同时消灭疟原虫与孢子体，但是药性温和，更能大幅减少用药量，缩短疗程。最大副作用只是皮肤变黄，即使是孕妇也能安全食用。

    美国迅速模仿。1939年，美国温莎药厂成功仿造阿的平，改称疟涤平，更青出于蓝，开发出预防与治疗合一的防疟法。疟涤平被制成方便易携的黄色药片，官兵每天吃一片预防染疟。若仍然感染，轻症一天三粒疟涤平，五天即可康复。若是恶性疟，才与奎宁或金鸡纳扑疟母星搭配，将暴烈奎宁的用量降到最小。美军参战伊始，火速采购2.7亿粒疟涤平，才能在东南亚与南太平洋等传统瘴疠之地作战。

疟疾成为“抗日救国病”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刚起步。欧洲列强渐渐甩开奎宁之时，中国仍需依靠天然奎宁抵抗疟疾，造成抗日战争的巨大危机。

    抗战军兴，华北战场节节败退，长江流域成为主战场，依恃西南各省为大后方。没有抗体的百万大军向疟疾区调动，造成疟疾大暴发。

    1938年夏末，来自察哈尔的第68军于长江边奋战，立即被疟疾打垮，死亡高达4000人。军长刘汝明本人连打两次摆子，他回忆了当时惨状：“一个连未病的，最多不过六十人，少的只三十几人。病官带病兵，扶伤掖痛，咬紧牙关苦撑苦斗……各医院早已无法再容纳，又先后编组几十个收容队，分住各村休养，却无药品供应，眼睁睁看着他们病况恶化，相继死亡。”

    退入大后方的平民，也饱受疟疾之苦。1938年，四川省办学生军训，来自天津的南开中学366名学生参加，132人患疟。人口迁徙使后方疟疾大暴发，连有抗体的贵州本地居民也倒下了。

    抗日战火无情向南延烧，大军深入最恐怖的滇缅瘴疠区。在怒江战线，第6军进驻一月，病倒一半，“日死20人，患者服奎宁无效”。美军顾问视察怒江防线上的主力第11集团军，吓得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在云南，军事上之最大威胁，系疟疾而非日本军队。第11集团军每周因疟疾而死亡者，约在数百以上……该方面军队所受之痛苦，实难尽述。”

    军队是无法避免疟疾的。作战暴露郊野，夜间放哨宿营，难逃蚊子叮咬。滇南是疟疾最猖獗的地区，有抗体的老百姓还得赶在天黑前回家避蚊，没抗体的部队却不分日夜固守在蚊群密集的江边，老百姓看傻了眼。

    第87师第261团连长赵雨林回忆道，滇南尚未反攻，疟疾就打垮了部队。“1944年初夏以后，瘴气开始光顾我们了，士兵中许多人生了病，高烧不退，烧得最厉害时，不能讲话，称之为哑病……营卫生所虽集中医治，但因医药缺乏，结果我连病死了18名，九连死得最多，有30多名。”

    抗战时的大规模人员移动，使疟疾成为“抗日救国病”。老兵谭继禹回忆道，打摆子多见不怪，请病假只准半休。疟疾如此猖獗，只能大量使用奎宁。但军医水平不高，不分何种疟疾，开药总是一日三包奎宁粉，俗称“老三包”，是死是活，听天由命。而有奎宁粉可吃，已属幸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爪哇沦陷，军人连“老三包”也吃不上了。

开发国产特效药

    民国初年，中国已有庞大的奎宁制药产业，但国内没有金鸡纳树，制药原料仍需由爪哇进口。

    天然奎宁是由金鸡纳树皮提取的粉状结晶，俗称’“金鸡纳霜”，生物碱难溶于水，直接食用奇苦无比。因此，爪哇出口的奎宁，主要是裹糖易溶的“糖衣奎宁丸”。国内制药厂争相模仿，大量进口金鸡纳霜。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制药厂等主力大厂有能力大量生产奎宁丸，就连翻修轮胎的民营重庆中南橡胶厂，也能自制奎宁丸出售，有效压低价格。

    相比之下，由欧洲直接进口的德国阿的平与扑疟母星非常昂贵。据1939年福建省卫生处调查，1元法币可买100粒奎宁丸，却只能买5粒阿的平或6粒扑疟母星。当时卫生处雇用灭蚊工人的月薪只有法币12元。老百姓用不起阿的平与扑疟母星，治疗疟疾还得靠毒性强烈的奎宁。

    不过，有奎宁可吃，已属幸运。抗战时军队位于物资供应末端，常连奎宁都盼不上。在粤北的陆军第177后方医院，奎宁不足，只能稀释分配。“常用的见连丸(奎宁)是溶结成团的，无法分成颗粒，便按原瓶数量和所含分量冲一定倍数的开水溶解。用时用量杯再分药液，有时得到慰劳品——美国援助的疟涤平，就如获至宝。”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爪哇，奎宁来源中断。此时，传统的草药土方纷纷出笼。其中，一张以“常山”为主的药方，创造了奇迹。

    常山是绣球花科植物，汉代已使用根茎入药，治疗“热发温疟”与“胸中痰结”，民间俗称“摆子药”。一位善心人士在报纸上买广告，宣传常山治疟古方。蒋介石的亲信陈果夫大感兴趣，登高一呼，立即得到蒋介石拨款，召集顶尖专家深入研究，一年内完成由药理、制药、临床实验到常山种植的完整研究报告。

    常山的效力几乎与奎宁相同，可以治愈各种形态疟疾，只有消灭恶性疟原虫的效力较差。当局以中央政校学生及钢铁厂工人进行临床实验，“证明常山效用至少与西药奎宁相等”，副作用更是降到最低，没有奎宁刺激心脏与神经系统的缺点，孕妇也能安全服用。

    1943年，农林部将邻近重庆的金佛山开辟为常山垦殖实验区，预计种植四年之后，每年可收成4000亩。陈果夫兴致高昂，又筹组更大规模的实验室，研究狗肝治疟。然而，常山与狗肝迅速被遗忘，因为美援的疟涤平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援疟涤平飞越驼峰，源源而来。1吨疟涤平药片可以治疗60万人，中国从此能在疟疾区从容用兵。

    得到了充足的疟涤平，国内专家进一步推广加强公共卫生抵御疟疾的新观念。各省卫生处纷纷推行灭蚊，民宅装纱窗清水沟，稻田定期换水，洼地排水填土除草，更要定期喷药。疟疾区全体居民则按户登记，进行血涂片检查，检验疟原虫。公共卫生与美援疟涤平双管齐下，治疟效果立竿见影。1944年，各地疟疾已普遍得到控制。（据《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