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联磊
当前，美国一些政客鼓噪所谓“对华脱钩论”以及相关行径，正在使国际形势出现复杂深刻的变化。透视这一“脱钩论”，其本质是反全球化，目的是缓和美国国内矛盾、让美国“再次伟大”，反映出目前美国的一些决策者的政策短视、战略无能与战略自负。未来，我们应正视美国零和博弈思维强化的事实，通过“扩大版全球化”调动和运筹中美关系。
缓和矛盾“药方”不再有效
回顾历史，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缓和。
在殖民时代，一些欧洲国家以暴力手段开辟殖民地，建立起“宗主国生产工业品、殖民地提供初级产品”的分工体系，用殖民地资源反哺本国工人群体，缓和阶级矛盾。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欧洲、日本经济重建机会，大量转移过剩产能，倾销库存商品，成功避免了经济紧缩和社会动荡。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产业分工精细化，发达国家的有限劳动力无法满足全部产业门类所需，于是主动将低技术、低利润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只留下利润丰厚的高精尖产业。在这种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只用一架大型客机就能换来8亿件衬衫；仅用有限的高技能劳动力，就能养活庞大的老年和低技能人口，同时还能建立完善的福利体系，阶级矛盾得到缓解。
然而，全球化没有完全按照某些西方国家偏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突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技术垄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收入再分配机制失灵，经济不平等日益严峻。
失去部分技术优势，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意味着做大蛋糕难度增加；收入再分配失灵，意味着分配蛋糕不合理。既做不好蛋糕又分不好蛋糕，就会使阶级矛盾迅速积聚。这是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这一状况目前仍在延续。
决策者的失策
当前美国在全球化面前呈现颓势，根源在于基础创新的枯竭（导致领先优势难以扩张）和基础制度的老化（导致内部裂痕和冲突加剧）。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难度很大，且耗时漫长。
但当前美国的一些决策者似乎只考虑难度低、迅速见效的选项，因为其首要目标是赢得连任。同时，美国部分决策者一方面不愿与中国公平竞争，又缺乏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另一方面对美国制度和实力又盲目自负，认为中国离开美国必将陷入困境。两个因素作用下，一些人选择了一刀切的“脱钩”。
有专家指出，美国一些政客期待“脱钩”能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让中国人只能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赚辛苦钱，而美国则垄断清洁、智能、高薪的产业部门，轻松赚取丰厚利润。他们的设想是，美国资本家赚钱容易，就能向本国工人多让利，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解。简言之，部分美国政客期待“脱钩”能实现当年“挂钩”（全球化）的目标。
“脱钩”后果难测
从科技角度看，“中美脱钩”并未也很难转化成发达国家整体对华“脱钩”，而美国“对华科技战”，主要采用“添油战术”，短期冲击不大，却使中国迅速形成了自主创新的全民共识。美国对华“科技脱钩”，虽然给中国部分企业带来暂时困难，但也加速了半导体产业“去依赖化”进程，这可能会削弱美国科技产业的竞争力。
从产业角度看，当前美国部分政客期待在华美企回归美国，为美国人提供就业岗位，以为这样既能阻滞中国发展，又能摆脱对中国依赖，特别是不需要调整分配制度就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是，违背经济规律逼企业回美国，既损害企业也伤害消费者。
企业进行全球迁移，目的是增强竞争力。在中国发展的美国企业，可以利用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性价比的劳动力和完整的产业配套，而一旦回到美国，上述有利条件会消失，使企业竞争力下降。就算依靠关税保护勉强生存下来，企业的效率损失和新增成本也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重低收入群体的痛苦，反而可能激化美国的社会矛盾。
从“对华脱钩”之声出现至今，在华外资企业并没有迁往美国，少量外迁的也选择了东南亚等中国毗邻地区，这体现了中国供应链的黏性。而且，在部分中低端产业迁出中国的同时，更多的高端产业门类持续迁入中国。
近年来，美国特斯拉、德国巴斯夫、韩国三星等大举投资中国；宝马、英特尔等制造业巨头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初创企业，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创业投资目的地。这说明，美国部分政客推动的“对华脱钩”，不仅未能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反而加速企业优胜劣汰，加快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面对美国部分政客推动的“中美脱钩”，中国承受了更多来自美国的零和博弈的压力，中美合作共赢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威胁。
鉴于此，有专家指出，为防止“脱钩”向“新冷战”蜕变，应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扩大中美（西方）合作共赢空间，缓和“脱钩”和对抗倾向。
在国内，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增加对外资开放的行业门类，让更多外企能够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适应和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持续扩大中国内需潜力。在国际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第三方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助其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若干可承载中低端制造业的新“世界工厂”。（据《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