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战旗妍

  军旗，又称战旗，是一支军队的灵魂和象征，也是激励全体官兵团结战斗的精神旗帜。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从中诞生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工农革命军军旗。

  从工农革命军军旗到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人民军队军旗样式与时俱进，深刻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武装斗争历史，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百战百胜雄姿。

“以斧头、镰刀为标识，与国际旗同”

  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挥舞屠刀之际，中共毅然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时，出于争取、团结“国民党左派”的考虑，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仍然使用国民革命军陆军旗帜。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当时叫暴动）。会后，毛泽东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传》记载：

  他从8月18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根据毛泽东“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指示精神，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把设计军旗的任务交给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接受了设计军旗的具体任务。何长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过，见过苏联红军军旗，他认为可以大胆借鉴，苏为中用。他模仿苏联红军军旗（上有五角星、锤子、镰刀）的样式，以斧头代替锤子，设计出有五角星、斧头、镰刀的红色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五角星，白色，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有黑色斧头、镰刀，分别代表工人、农民；靠旗裤一侧，缝有一条白布，上面用黑布缝写着繁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全旗的含义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设计好后，何长工、杨立三找来数十名裁缝，突击制作了100面，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下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9月9日，该师指战员高举着庄严的军旗，参加了秋收起义。这面军旗横空出世，成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重要标志，“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帜）”。晚年，何长工对此仍然自豪不已：“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对于这面一目了然、通俗易懂的军旗，毛泽东非常认同，他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欣然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1928年1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粟裕回忆：

  在（宜章）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

  1928年4月，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共同高举“旗号镰刀斧头”的军旗，让这一样式的军旗得到中共中央首肯。同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红色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由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后，各部军旗的样式，除旗裤上所写的部队标识文字改变外，“旗号镰刀斧头”没有变动，可以说是“军叫工农红军，旗号镰刀斧头”。不过，各根据地红军由于相互协同行动较少，联系不便，军旗的样式、尺寸仍然不统一。

“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向哪里”

  随着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壮大，正规化建设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令》：“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星，五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 “旗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

  与第一面军旗设计方案相比，通令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旗帜尺寸、颜色、斧头的样式、刃锋在图案上的方向（即镰刀、斧头皆柄向下，二者锋刃相对，刀右斧左），增加了旗须与文字的横标。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在规定正式使用中国工农红军称谓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新军旗样式。

  1930年式红军军旗，经过了两次中央文件确认，体现了相当的权威性。这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使用最广的一种旗式。

  1930年起，大批留学苏联同志投身红军队伍，他们认为锤子才是现代产业工人的象征，反复建议以锤子代替斧头。1931年3月18日，中央军委颁布了《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式样对军旗样式作了新规定，变化较大：旗幅上不再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五角星，由白色改为金黄色，顶角向上，单独置于旗幅内上角；黑色镰刀、斧头改为金黄色镰刀、锤子，镰刀、锤子相互交叉，基本位于旗幅的中心位置，镰柄向左下，锤柄向右下，镰尖、锤顶均向左上方的五星方向；除去旗裤一边外，另外三边均有旗须；旗裤为二寸三分宽的白布，用以书写部队番号；以旗须颜色（红、黄、黑、白、蓝、绿）区分部队属性（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医院）；旗顶为梭镖，带须。

  红军上下皆知军旗可以凝聚军心士气，因此要求战场上红旗不倒，掌旗员前仆后继。1931年9月6日晚，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期，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高兴圩战斗，吃掉位于该地的蒋鼎文独立旅，时为红3军第7师第19团机动战斗员王新槐将军亲历此役：

  我们十九团的突击队冲在最前边，掩护着团部掌旗员老张同志。那时的掌旗员很不简单，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因为有明确规定，战旗是不许倒的，无论部队行进还是休息，战旗到那里，部队就到那里。战旗是胜利的象征。老张高举着我团战旗，引导全团奋力向前。大家斗志高昂，喊着杀声冲向敌阵。敌军阵地动摇了，但敌人仍在作垂死挣扎。为阻止我军进攻，敌人的火力密集地射向这面战旗。旗手老张往山坡下冲了十几步：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

  红旗不倒，冲锋不止。对此，许多开国将军留下过回忆。1931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的黄安战役进入关键阶段。援敌一度爬上嶂山顶峰，直逼红11师指挥所，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令反击。亲历此役的秦基伟回忆：

  掌旗员高举着红旗，哪里敌人多就向哪里前进。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杀向哪里。有的同志负伤了，包一包伤口，又继续追击。有的同志子弹打光了，捡起敌人丢下的枪继续向逃跑的敌人射击。逢山爬山，遇河涉水，一口气追出十五里，收复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阵地桃花镇。

  1934年2月1日，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大会上，毛泽东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国旗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式样，向全体代表作了说明，并由林伯渠宣读了《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其中对军旗规定：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角上有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对军旗式样进行了规定与统一。红军各部队根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普遍使用了五角星和镰刀、锤子分开的军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相继长征。长征中，各路红军大多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规定的五角星和镰刀锤子分开的军旗，直到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挥师抗日战场。（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