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东方明
1931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离奇的黄金大劫案。送给临时党中央的120两黄金，在层层严密的守护下居然不翼而飞。这个案子成了扎在毛主席心头的一根刺，他为此耿耿于怀18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下令彻查，此案才得以水落石出。
“救命黄金”不翼而飞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暴露被捕，幸存的党员也有许多负伤。给受伤的同志看病需要钱，疏通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也需要钱。上海临时党中央向中央苏区求援。毛泽东于是把以往在战斗中收缴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金饰凑在一起，熔铸成12根金条。每根金条重10两，总共是120两黄金。
为确保这批金条安全送到上海，党组织想出了奇招。林伯渠制作了一个难以被伪造的老棋子，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一个“快”字。他将棋子切成七瓣，7名负责押运的交通员每人各持一瓣。7名交通员分别负责不同的路段，在交接时，要验查自己下线手中的棋子。此外，每个交通员的上级都会交给他一套钥匙和锁。在交接时，只有下线手中的钥匙能开上线手中的这把锁，验证身份，金条才会顺利交接给下线。
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这批金条还是在最后一段路程不翼而飞了。因为这批至关重要的黄金被劫，受伤的地下党员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被捕的9名同志也无法被营救，壮烈牺牲。上海党中央甚至窘迫得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消息传来，毛泽东震怒，下令严查此案。可当时的上海还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再加上有许多洋人的租界，地下党想查清此案难于登天。这成了扎在毛泽东心头的一根刺，他为此耿耿于怀18年！
彻查“黄金被劫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给公安部门下达任务：彻查18年前的黄金大劫案！1950年2月，中央派出4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去查访当年的案件。
案件的缺口，要从第六名交通员身上打开。在侦查员的询问下，他详细回忆了与第七名交通员交接的场景。
他说：“我到了松江（今上海松江）以后，住在了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入住后，我出去等下线，结果看到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而且还揣着手的男子进来后就问掌柜的，操杭州口音的客人住在哪间屋，老板说我（即第六名交通员）就是。”
两人进屋对了暗语看了棋子，用钥匙开了锁，他也就放心把装金条的箱子交给了那个人。侦查员迅速找到当年的旅馆老板核实，可是在询问后得知并没有这样一位客人入住。
侦查员调阅了当年的住客名单，查出这第七名交通员的身份是上海来松江采购药品的医工梁某某。
梁某某供述，当时他带着铜箱子到了上海，准备把箱子交给组织。刚下码头，有辆黄包车主动拉客，他也就坐了上去。上坡时有两个人帮忙推黄包车，他突然感到头昏，不省人事，醒来时已身处于一个旅社，铜箱子也不见了。他心知不妙，一定是着了别人的道，箱子不见了无法向组织交待，他索性跑了。
侦查员们面面相觑。他们相信梁某某的话，可事到如今，又要去哪里找那三个劫走黄金的人呢？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一个因强奸罪入狱的年轻人白某对着一个老巡捕发牢骚，说自己知道一个案子的线索，揭发出来是否能够戴罪立功。老巡捕说这得看是什么案件了，年轻人说是关于黄金大劫案的。
侦查员迅速审问了这个年轻人。原来，他有个远房表哥吉家贵，19年前来他家借黄包车，一段时间后忽然阔绰起来。侦查员马上逮捕了吉家贵。经梁某某指认，这就是当年那个黄包车夫！吉家贵交待，他和狐朋狗友刘阿古、庄克想筹款开店，于是向表弟借黄包车为作案做准备，原准备作案多次，哪知一出手就是120两黄金，三人各获40两后就此歇手。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庄克则于1937年参加了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梁某某被判10年有期徒刑，白某因揭发有功提前出狱，这桩黄金大劫案终于落下帷幕！（据《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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