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生物战血腥杀戮史

■ 李雷

    美国积极投身生物战研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将生物武器投入到战场使用。所以，在其研制过程中，从来不乏以人作为对象的残忍实验。无论美军如何掩盖其杀戮的行径，都无法抹去其斑斑罪行。

    美国进行生物战试验的对象不是外国人，而是毫无戒心的美国民众。美政府1951年的机密报告《第142号特别报告：1950年9月20日至27日，在加州旧金山进行的生物战试验》，详细介绍了美军在旧金山进行的绝密细菌投放试验。报告称，8天里美国陆军共进行了6次“实验性战争攻击”，其中，4次使用枯草芽孢杆菌，2次使用粘质沙雷菌。美军喷射这两种细菌，每次用时大约30分钟，可产生长达两英里的巨大云层，然后，收集并评估旧金山市内数十个收集点的样本。报告指出，6次测试中的每次测试，都对时间、温度、风速、湿度进行了严格监控，但唯独不去考虑旧金山市民的健康。

    通过这些测试，美政府和军方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研究用生物战气溶胶攻击沿海城市的可能性。二是强调美防御此类生物攻击的脆弱性。三是获取细菌如何影响人群的数据。报告始终未提及公开的生物战试验对旧金山居民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只是得出结论：“用生物战气溶胶攻击沿海城市，是完全可行的。”

    美军在旧金山投放细菌后的6个月里，共导致11名旧金山市民因粘质沙雷菌感染入院，其中，75岁的老人爱德华·内文死亡。

    与普通市民一样，旧金山的医生们也不知道政府秘密“投毒”，他们与斯坦福大学专家始终无法确定粘质沙雷菌的来源，因为在加州历史上，一直就没有粘质沙雷菌出现的记录。

    此后，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惠特博士经深入研究与取证后，在美国医学协会《内科档案》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这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其秘密进行的“公开试验”引起了细菌大暴发，于是急忙掩盖。

    1952年8月，德特里克堡指挥官威廉·克雷塞将军下令进行秘密调查，但调查人员对受感染的平民，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为了能继续使用粘质沙雷菌进行生物战试验，克雷寒还辩解称：“我们得出结沦，粘质沙雷菌很少会引起疾病，而导致的疾病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应该继续使用它作为模拟剂，即使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也可以继续使用。”

    在之后长达二十多年里，美国人民仍对真相一无所知。

    1976年11月，《新闻周刊》记者德鲁·费瑟斯顿经过艰苦调查，揭露了1950年旧金山生物战试验的真相。

    据Priceonomics公司披露的信息显示，“旧金山事件”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在1950至1969年间策划并实施的293起生物战试验事件之一，它既不是最令人发指的，更不是最严重的事件。

    195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一项生物战试验，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喷洒百日咳细菌。随后，该地区的百日咳病例达到1080例确诊、12例死亡。而此前的1954年，该地区的百日咳病例是339例确诊、1例死亡。

    与“旧金山事件”一样，外界难以获得这类事件的确凿证据。例如，在1966年的一次试验中，联邦特工打碎了纽约地铁上含有数万亿个细菌的灯泡，成千上万乘坐地铁上下班的平民惶恐不安，但政府从未跟踪调查有多少人因此生病。

    1969年，总统尼克松在德特里克堡宣布，终止美国对生物武器的进攻性作战使用，从而结束了在国内进行的长达20年的露天试验。但直到1977年，美国民众才知道，其实一切仍在继续进行，即便在当时，政府也从未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过任何忏悔。

    2018年9月13日，加拿大“环球研究”网站和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发表的“美国生物战计划再次成为焦点”一文章称，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附近的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实验室，进行人体生物实验。

    该文称，格鲁吉亚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戈尔·乔尔加泽，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在格鲁吉亚的朋友们，已经把成百上千页的文件寄给我，这些文件表明，美国驻格鲁吉亚军队医学集团的生物学家和私人承包商，可能真的在理查德·卢加尔实验室对格鲁吉亚公民进行秘密实验。”乔尔加泽说，他有一份大约30人的名单，他们曾在卢加尔中心接受过治疗，后来死于丙型肝炎。他说，这一信息仅涉及一个月，即2015年12月，“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显示，30人组中有24人在同一天死亡。”  “2016年的数据显示，4月份有30人死亡，8月份又有13人死亡。” “最令人困惑的是，关于死亡原因的‘未定’一词，没有对这些人死亡的原因进行调查。”

    据消息人士称，“今天，五角大楼对兔热症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兔热症的研究，实际上等同于生物武器。这种疾病的传播者，很可能是啮齿动物等。”

    在格鲁吉亚居住多年的美国记者杰弗里·西尔弗曼确信，理查德·卢加尔中心及其他实验室，都参与了制造生物武器的秘密活动。2018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暴发的神秘疾病，都与美国秘密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有关。俄专家表示，不排除美军使用昆虫作为生物武器媒介的可能性，几年前，在俄罗斯和南奥塞梯，都发现了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进而引发人类和动物流感的大暴发。

抹不掉的“实战”证据

    美国首次在实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极力否认，但大量证据令其无法抵赖。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生物战的报告、文章及相关资料中，最有名的当数国际科学委员会(ISC)在1952年向全世界公布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

    杰弗里·凯耶在其所写的《揭秘：长期被压制的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生化战争的官方报告》中指出，ISC的这份报告，是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瑞典、苏联、中国等国的多位科学家撰写的。由于牵头人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所以，后来也被称为《李约瑟报告》，报告正文有60页，但却附了600多页令人信服的证据。其中，包括参与投掷细菌武器的被俘美军飞行员、被俘的美军特务的自述、医生报告、尸检报告及化验报告，以及相关照片和美国期刊的相关文章等等。

    这份报告刚一公布，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杀，大部分文献资料在过去几十年几乎都无法获取，即使是60页的报告本身，也是到2017年，才由西方学者密尔顿·莱特伯格传到Sribd(编注：一个在线文档上传及分享的社区)上。

    《李约瑟报告》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多种生物武器，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通过十多种不同的装置或方法进行传播。包括喷洒、瓷弹、带有丝制降落伞的纸筒或硬纸筒、带纸制降落伞的自毁纸容器和传单炸弹等，所举的实例就包括甘南事件、宽甸事件、辽东辽西事件（呼吸道炭疽病）、大同事件（霍乱）等。

    报告还记录了一些因美军生物战而死亡的案例，其中关于吸入性炭疽的死亡，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人知晓。报告附录AA“美国军机入侵中国东北后，呼吸道炭疽和出血性炭疽脑膜炎的发生情况报告”，详细介绍了1952年3月至4月期间，5例死亡病例的尸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两位教授——史蒂芬·恩迪科特及爱德华·哈格曼，合写的《美国与生物战：早期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也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生物战的事实，并且指出，美国空军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生物战的主力。

    杰弗里·凯耶说，中国公布了19名被俘美国空军人员的供述，指证美国在朝鲜战争进行细菌战。美国对此矢口否认，声称这些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受到了折磨，而中情局则宣传他们是被“洗脑”。但是，杰弗里·凯耶以自己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分析称，美国战俘的供词，基本上是真实的。尽管所有承认进行细菌战的美国战俘在返回美国后都翻了供，但这种翻供不是采信，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军事法庭的威胁下，在反间谍人员和精神病学家的审讯下，按要求放弃原有供词的。

    今年3月16日，Madhousenews发文称，中情局于1981年在美军方的帮助下，对古巴发动了一场生物战，释放了一种登革热病毒，造成27.3万人染病，其中158人死亡(包括101名儿童）。

    1981年9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称，菲德尔·卡斯特罗特指责中情局是疫情暴发的罪魁祸首。

    泛美卫生组织传染病负责人罗纳德·圣约翰博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登革热是第一次蔓延到古巴。”他称，登革热在东南亚很常见，但在加勒比海地区不多见。古巴出现的“登革热”-2型病毒，是传播最广泛的，可引起休克，甚至导致死亡。

    报告显示，古巴在1981年的疫情，是中情局使用军用飞机通过秘密飞越行动投放的，因为中情局经常派飞机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及其他物资，以对付1979年夺取政权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据《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