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毅 郭建忠
1946年，为粉碎国民党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扭转战局，晋冀鲁豫野战军对进攻山东定陶的国民党军实施反击。刘伯承、邓小平在仔细研究国民党军企图后发现，敌军存在着寻歼我军主力的狂傲心理，这是不可放过的一个突破口。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从深层次上再三考虑，一致认为，此时敌军呈钳口形状，我军虽有诸多优势，却不可贸然与之交锋。
刘伯承、邓小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走一步看三步，他们认为，敌军主力部队不在主攻线上，如果诱其深入，其兵力必将更加分散，这是一个不可轻易放过的细节。他们决定利用敌狂傲心理，放开城镇“隐真”，向北撤退“示弱”。
与前期不轻易出兵形成反差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指挥部队大胆以主力透入敌两支部队之间作战，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而消灭其各有生力量。
果然，国民党军指挥员缺乏经验，应变能力不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面前，一击即溃。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被全歼。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国民党军侧后方展开猛烈急袭，追击逃窜之敌，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定陶战役的胜利战果。
不难发现，刘伯承、邓小平深入谋划，谋定而动，对推动战役进程向有利方向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深”应深在力图“彼竭我盈”。《菜根谭》谋略篇中讲：“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这提示我们要谋划在先，之后才能使其稳定，缺乏谋划，注定会衰落失败。此篇中又提到：“谋深，虑远，成之因也。”强调深谋远虑才是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谋划到底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百战奇略》中给出了一种答案：“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穷而屈服。”这就是熟虑断行，使得彼方实力受损，而自我充盈有力。对方的计穷源自于我方的谋深，谋的越深，这种竭与盈的转化越彻底。对方之所以屈服，是由于我方在彼竭且我盈后出击，所以才能一击致胜。也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道理。
北宋名将曹玮在成功击溃吐蕃军队后，组织后撤。众所周知，撤退贵在迅速，但曹玮却反其道而行之，派兵驱赶着缴获的大群牛羊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后面。
谋士们纷纷向曹玮建议：“此时吐蕃军队极有可能正在准备反击，我们被牛羊所拖累，极大地影响行军速度，建议将牛羊撇下，我军方能迅速地赶回驻地。”
曹玮听后，并不采纳这一建议，且不作任何解释，继续采取“反常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不断派轻骑兵去侦察吐蕃军队的动态。
当时，吐蕃军队被曹玮打败，仓惶远逃，但也派兵时刻打探宋军动向。当得知曹玮后撤，却舍不得丢下一只牛羊，行军队伍既乱且慢时，便重整人马，掉头回追，打算打曹玮一个措手不及。曹玮听人报告说吐蕃军队来追，命令队伍更加放慢行军速度，寻找到有利地形，列阵待敌前来。
将士们都以为当吐蕃军队赶到时即将决战，曹玮却派兵传话给吐蕃统帅说：“你方远道赶来，非常劳累。我方并不想趁你方疲惫的机会出击，而想双方公平决战，我方可以等你方兵马休息片刻，之后再进行决战。”
吐蕃军队将士正苦于来回长途奔袭，当然欣然接受曹玮的建议。
吐蕃军队歇息没一会，曹玮又派兵传话“你们休息得差不多了吧，我们准备开战了。”于是，吐蕃军队士兵刚下马又纷纷翻身上马。
交战首回合，吐蕃军队就出乎意料地大败，并且毫无反击之力，狼狈逃窜。回到大本营后，曹玮向众多将士和谋士解释说明道：“假如我们丢弃牛羊撤退，不给吐蕃军队露个破绽，他们一定不再追击，我们主动去寻找吐蕃军队作战十分费力。但如果我们驱赶着牛羊撤军，他们会认为我们有很大的破绽，就会不顾疲劳往回追击，这样最大的好处是消耗他们的体力，这来回百里距离的消耗就是我们胜利的重要保障。接下来，假如我们在吐蕃军队远道赶来时，下令与之立即交战，恐怕对方会凭借一股锐气拼死一搏，我们难有十足把握战胜对方。但如果我们采用麻痹手段，让他们在长途行军疲劳不堪却锐气十足时稍微休息，舒适的感觉会令对方锐气尽失，此时再开战，我们就十拿九稳了。”
名将曹玮的解释让人信服，他深谋的功夫令人为之折服。《过秦论》中提到：“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告诫后人：计划周密并且思虑长远，是历来兵家遵循的基本法则。
曹玮的策略体现出“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穷而屈服”的高明。吐蕃军队长途跋涉，鼓足干劲儿就为了拼死一搏，这时候曹玮的策略就是给对手“泄气”，请对方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刚刚下马，哪怕是片刻休息，都会令吐蕃军队的将士锐气丧失。这一“钝兵挫锐”的方法，使得吐蕃军队将士身体疲劳无限放大，令士气低沉的问题瞬时凸显，实力被极大地削弱。而在引诱吐蕃军队前来追击时，曹玮不弃牛羊，放慢行军速度，在有利地形迎敌前来，无不体现出他的深谋远虑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时机的把控。此战的胜利也印证了在深入思虑支撑下，可以促进彼竭我盈态势的迅速形成。
《鬼谷子》曰：“虑深远，则计谋成。”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计谋才能取得效果，假如谋不深，态势即使形成，也必不稳固。所以，我们要注重谋深而后定，创造、利用优势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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