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台政策转变内情：“一手”变“两手”

赵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蒋介石集团逃到台湾之后，中共中央曾设想了多种武力解放台湾的方案。可以说，当时渡海作战，解放台湾，是相当有把握的。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一手”，即武力解放。

    就在中国共产党准备武力解放台湾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产生了三个直接后果：

    第一，台湾方面的海空防御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采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代价相当大，并且没有取胜把握。

    第二，在朝鲜战争已经打响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再于台湾海峡作战，势必开辟两个战场，不能确保抗美援朝这一用兵重心。同时，新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力亦难以支撑。

    第三，台湾问题已经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又是国际问题。

    这三方面原因，成倍地增加了我们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对武力解放台湾采取从缓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向：一个是台海问题仍然置于中国人内部问题范围，在国共两党之间解决；另一个是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极力争取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而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取生存，一开始亦对此采取暖昧态度。

    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此前关于台湾地位国际化的声明，斥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武装侵略台湾。

    周恩来在坚持武力解放台湾这“一手”的同时，又提出了另一手——和平解放台湾。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用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罪过，都可以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他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并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通讯，中央人民政府准备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

国共两党“和解”后“合”的问题

    中共提出“两手”政策，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美国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被揭露，引起了“台湾当局”上层的注意，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国共两党已经具备共识。这就粉碎了美国反华势力借口所谓台湾问题未定而搞分裂中国的阴谋。加上美国政府多次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又搞“拉陈(诚)抑蒋（介石）”活动，使蒋介石集团与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拒绝和谈的立场，使和平统一工作难有进展。

    上述两方面情况，增加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当时，周恩来考虑的基本思路是：利用美蒋矛盾，争取“第二手”政策的推行。

    1956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面调整了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以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策，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这种在内部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也是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一种表态，成为对台“和”的方针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在同年11月11日举行纪念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此次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盛赞孙中山的丰功伟绩。12日，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央谒陵代表团在南京晋谒中山陵，并举行了隆重仪式。

    这一系列举措，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解的3个基础：一是确认孙中山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肯定。二是表明中共能容纳资产阶级，能与其他党派合作。三是表明中共主张祖国统一，主张“合”，不主张“分”。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进一步思考了“和解”后“合”的问题，即祖国如何统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点，是如何处理两种社会制度的问题。周恩来构想：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在台湾仍然保持原有制度不变，即大陆和台湾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方案。

    周恩来关于对台湾实行这一方案的思路，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明说，而是透过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表达出来的。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包含了4个实质性内涵：一是中国一定要实现祖国统一，主权一定要收回。二是收回香港主要采取和平方式。三是中国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四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

对台湾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1956年7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商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7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确定了用“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促成和平统一。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代表中央政府提出了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后的设想与办法，主要内容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

    周恩来还就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可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的问题，具体说明道：“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上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两面性：一方面，美国采取了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地区，以求打开缺口，造成“两个中国”局面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增加了与大陆的接触，寻找折中方案。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和平统一，也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周恩来在原有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和平统一的办法具体化、条理化，提出了4条具体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后，确定为一个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即“一纲四目”）。

    这个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的不和中共接触的立场，我们可以等待其转变，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

    四条具体意见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大陆和台湾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周恩来的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蒋氏父子对美国提高了警惕，陈诚也表示：“中共有大国风度，我们也要向历史作交代。”另一方面，在蒋氏父子和陈诚都对美国有所警惕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紧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

    这些工作对蒋介石和陈诚都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然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迈出较大的步子，但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陈诚在病逝前写下的遗言中，也放弃了“反攻大陆”、“反共”的内容，这都是中共争取和平统一祖国工作卓有成效的体现。(据《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