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种疫苗在中国是怎样普及的

杨丽娟

    1979年12月，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确认，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1例天花病例后，全球再未见天花病例。据此，委员会在全球消灭天花认证书上用六种文字写道，我们证实消灭天花已在全世界实现。

    天花，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上第一个被消灭的病毒，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人类彻底消灭的病毒。在中国防疫史上，天花也是第一个被消灭的病毒，1961年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后，中国彻底消灭了天花，比全球足足提前了16年。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疾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感染天花的人即便侥幸逃脱死亡，也会留下一脸麻子。17至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侵袭的痕迹，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

    如此恶名昭著的天花病毒，最终向人类缴械投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

    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人痘病毒的近亲，牛痘病毒感染人以后产生的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

    琴纳的牛痘疫苗接种法逐渐在全世界推广。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非外来的牛痘苗，而是利用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乐署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正是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战胜天花的功臣“天坛株”。

    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西北军士兵刘广胜，约25岁，患天花住进北平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痘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患者带脓的疱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又将从猴体上取得的疱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疱作为生产痘苗用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

    “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的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

种痘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的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暴发了天花疫情，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日（当年农历除夕）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至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10月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10月12日，卫生部又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应由出生后六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应各复种一次，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各复种一次”。

    出生后六个月种痘，是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

    为什么间隔六年要复种一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专家赵铠解释：“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痘后，在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或者不得天花，随着年龄增长，所产生的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他的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接种了。”

    轰轰烈烈的种痘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百废待兴，国家贫困，但为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种痘一律免费，种痘所需要的人工、牛痘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仅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痘员，设立种痘站，组织巡回种痘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痘运动。这些种痘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痘，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痘率在90%以上。

    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痘人员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得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省气候炎热，防疫人员发明了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芯，然后把痘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去种痘。

    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痘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痘是小孩的事，但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痘年，种痘与不种痘都要出天花”。

    正因如此，卫生宣教是种痘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痘的报道。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及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痘大队的刘歆曾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我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痘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痘的，马上集合起来……”

    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痘运动，使全国的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4年，全国有天花病例的省份减少到了13个，天花病例从1950年的4万多人下降到了847例。

从“计划接种”到“免疫规划”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及云南3个省级地域内发生病例。”

    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 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以加强免疫。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未引起天花流行。

    1960年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天花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即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初种，同时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六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就相当于全国居民每六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在消灭天花的同时，我国越来越多的疫苗也实现了量产，新的疫苗品种也陆续研制成功。1950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仅有两个实验室生产供应，1957年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陆续建成后，每个所都有卡介苗专用实验室生产卡介苗。1965年我国研制的麻疹活疫苗研制成功，比世界上第一株麻疹活疫苗仅晚两年多，第二年麻疹疫苗开始在全国大批量生产。

    随着各种疫苗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季节性、突击性的预防接种方式，尝试有计划地按程序接种疫苗。

    今年87岁高龄的黄素娟，从1960年开始就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担任预防接种工作几十年。在黄素娟的记忆里，从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市已经尝试按照免疫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她告诉记者：“那时我们防疫站的经费每年一共30多万元，买疫苗就要占一半还多。”“孩子们一出生就要打卡介苗、种痘，后来种痘取消了，脊灰疫苗足够多之后，也开始按程序接种。另外还有乙脑疫苗、百白破、流脑疫苗等，我们当时自己叫‘计划接种’。”

    这样“计划接种”，大大降低了北京市的这些疾病发病率。而在全国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因“计划接种”实现无脊灰、麻疹、白喉的县和地区。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北京疾控中心免疫所原所长、主任医师孙美平告诉记者：“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2000年后改称免疫规划）……”（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