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背后的裂变与交锋

⊙作者 周渝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发生过两次法统危机。第一次是1915年袁世凯改元称帝，这个皇帝梦虽因举国皆反，以及西南护国之役而宣告破灭，但袁氏暴毙后却给民国留下两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其一是护国之役极大地刺激南北矛盾，北洋系的正统性受到损害；其二则是袁氏死后，北洋系再也没有一个能像他一样可以掌控全局的人，逐渐离心。

    1917年7月1日，张勋利用调停“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的争斗)的机会，宣布清朝复辟，这场闹剧只进行了短短12天，就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荡平。然而，从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再度出山之时，南北矛盾亦随之激化。

    段祺瑞于7月15日在北京正式组阁。7月17日，国务院发布对康有为等复辟祸首的通缉令，没想到同一天，云南督军唐继尧也发出通电，否认段祺瑞国务院总理的合法地位——因为段祺瑞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7月18日，南下的130余名旧国会议员到广州召集非常会议。

    另一方面，被张勋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死活不肯复任，而依照《临时约法》，副总统冯国璋可以代行总统职权，段祺瑞也表示同意。8月1日，冯国璋入京，与段祺瑞见面亲密如故，并言以后再无府院之争。可没想到，分歧很快就发生。

    起因是南方与北府的对立越来越尖锐。8月11日，唐继尧通电护法。南方护法的核心就在于重召被张勋非法解散的旧国会，至8月中旬；南下议员虽多达150余人，但仍不足召开正式国会的法定人数。

    根据孙中山建议，没达到法定人数则称“非常”。8月25日，“非常国会”于广州开会，决议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0日正式宣告成立护法军政府，“一国两府”(两府指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之局遂由此而成。

    段祺瑞当然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他认为对于南方的实力派，用武力解决是最有用的。他此时想完成一项伟业——统一全中国。袁世凯死后，全国大约还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在北洋系的控制之下，只有护国讨袁时的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这六省是北洋系势力所不及之地区。段祺瑞认为，要实现全国统一，向西可由四川入手，中部则要由湖南进军，这也是他频频染指四川、湖南地区军阀混战的主因。

南北双方内部都在发生裂变

    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对北洋政府是很严重的事件。段祺瑞始终认为，可以当作地方叛乱来处理，他要冯国璋下令通缉孙中山与“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而后发兵讨平“叛乱”。但冯国璋却不同意段的意见，他认为南北问题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这是自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以来与段祺瑞发生的第一个分歧。

    由于冯国璋不肯发布命令，北洋政府只能由北京监察厅以“背叛民国”罪提起公诉，由司法机关行文全国，对孙中山等人进行通缉。作为“礼尚往来”，护法军政府也发布了对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倪嗣冲四人的通缉令，以资报复。

    实际上，南方护法军政府也非铁板一块，首先是孙中山当选大元帅之后，军政府选出唐继尧、陆荣廷担任元帅，但两人通电不受元帅职。广东督军陈炳焜则发表声明说，冯国璋代行总统合法，但段祺瑞未经国会而复任国务总理不合法，所以，他反段不反冯。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微妙的局面，南方护法军政府因抵制北洋政府而成立，但因其自身又不受滇、桂、粤三省地方实力派支持，故而辖地不出大元帅府。北方北洋政府大总统冯国璋虽欲以和平方式进行调和，实现和平统一，但因处处受段祺瑞反对，亦只能被迫签署通缉令，激化与南方矛盾。

    在南北两府对立之局形成时，南方与北方内部都在发生着裂变。

    早在护法军政府尚未成立的1917年8月22日，段祺瑞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就表明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想法。应该说段祺瑞的想法是务实的，国家只有在完成统一的前提下，才可能谋求更大的发展。

    南北两府对立的十年间，中国在国际上合法地位受到影响，也给列强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是活生生的教训。但段祺瑞的问题在于过度自信，首先是对北洋军战斗力的自信，认为南军不堪一击。其次是对北洋系内部的不同声音没有足够重视，过于独断。

    虽然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期间，所谓的直系和皖系还没有如后来那般泾渭分明，但两人在对南方问题上已存在明显分歧。

    段祺瑞的武力征服路线很快陷入困境，他派遣入湘的大将傅良佐在湖南受到抵制，于是，段祺瑞密令第8师师长王汝贤为湖南军总司令，第20师师长范国璋为副总司令，直接武力开进湖南。第8师是段祺瑞讨伐张勋时的主力部队，没想到正是这支被他视为基础武力的部队，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王汝贤与范国璋两师长于11月14日发出停战通电。

    这封通电无异于给段祺瑞当头一棒。随之，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秉承冯国璋的意思，联名发表通电，主张撤军并停战，和平解决国内纠纷。

    可以说，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引发了新的府院之争。段祺瑞为避其锋芒，向冯国璋请辞。

和平破灭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时发生

    段祺瑞虽然受挫，但并未放弃武力统一南方的想法。他辞职后很快复出，于1918年3月29日再次组阁，阁员陆征祥、段芝贵、钱能训、刘冠雄、曹汝霖、吴鼎昌等人，几乎清一色的段系军人和政客。而且这次内阁也未经国会通过，段祺瑞靠着新内阁在与冯国璋的暗战中很快占据上风，再次强行推行其武力征服政策。

    紧接着就是以3月7日成立的段系团体“安福俱乐部”成员为底子，全方位渗透北京政府。而后，在段祺瑞授意下，北洋政府进行新国会选举，这次选举遭到粤、桂、滇、黔、川五省的反对，而湘、鄂、陕三省陷入战乱也无法参加，故而参与选举的仅14个省。最终让徐世昌以425票当选总统。

    此时，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也发生了巨变。孙中山名义上虽是大元帅，但手中没有嫡系部队。12月，唐继尧、陆荣廷未经孙中山同意，擅自在湖南、四川前线宣布停战。紧接着，原先与孙中山联名倒段的岑春烦等人，也开始在军政府内部排挤孙中山，坚持北伐的孙中山于1919年7月愤然辞职。

    和平已成国内主流。说来讽刺，南北和会召开前夕，各方势力的角逐、列强的干预、名流的呼吁举国上下沸沸扬扬，但和会正式召开时，却拖拖拉拉、效率低下，甚至缺乏诚意。

    陕西靖国军问题是和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陕西靖国军本身也是扩法运动的产物，尤其是于右任出任靖国军总司令后，该军声势大振，陕西也成为南北双方重点争夺的地区。南北和会正式召开后，共举行了五次会谈，而这五次会谈的核心都围绕着陕西问题的解决方案讨论。此事一直悬而未决，引起南方强烈不满，议和因此中断。

    没过多久，陕西战事又起，北洋军对于右任发起进攻。直到3月30日，陕西交战双方在调停下停火，和会才得以继续。

    4月9日，和会重启，南方唐绍仪直接抛出最为敏感的国会问题。从陕西问题到国会问题，北方代表都面临一个尴尬处境，即尽管代表们自身有和平意向，但这个代表团中，大多数人属段系或是依附于段系。

    到5月初，正逢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举国皆愤，“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南方代表唐绍仪见和议久拖不决，索性乘着这个机会，把巴黎和会的中国焦点——山东问题和南北和谈的核心——国会问题抛出。

    5月13日，广州护法军政府和议代表团集体辞职。次日，北京政府和议代表团集体辞职。南北和议以谈判破裂而告终。

    和平梦的破灭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时发生，有不少人就此投身于民族觉醒、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