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印度战俘在中国收容所的日子

罗山爱

    1962年10月至11月，为反击印度对我领土的蚕食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采取闪电式的自卫反击，取得辉煌胜利，除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被击毙外，还有包括印军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以下3000余名官兵被俘。

    一些部队在深夜抓到印俘后，给他们生火取暖，烧茶做饭；有的部队发现在树上、岩洞和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快要冻饿而死的印度官兵时，总会想尽办法抬回救治。不少印军官兵看到我军宽待俘虏，主动向我军报告同伴下落，帮助我军喊话劝降，有的甚至帮助收缴印军散兵游勇的枪械。

    1962年底至1963年春，我西藏、新疆军区在穷结、隆子、扎拉等地开设多个俘虏收容所，3000多名印俘均得到妥善的生活安排。

    在收容所运转之初，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印俘登记，这关系到国家的外交斗争。

    印度号称“民族博物馆”，同样，印度军营也是个“民族大杂烩”。我军收容部门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导致登记工作十分头疼。

    印俘初来时怕说真话对自己不利，因此敷衍甚至逃避登记。实际工作中，我军干部发现印俘重姓重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动员印俘填写姓名全名，不要用缩写，姓与名之间要有间隔。不过，印军官兵都有军号，即便姓名有相同的，但军号肯定不同。后来，中国红十字会交给印度的俘虏名单都配有军号，核对名单时也以军号为第一依据。

    在印俘进入收容所初期，经常发生集体要求改善待遇的行为，一些俘虏按照收容所的规定劳动，回来后居然向我管理部门提出薪酬待遇的问题。对于这种非分的要求，我方指出，他们因本身生活需要而担负打水、扛米、运粮等劳动，不存在付工资的问题。

    印俘进入各收容所后不久，便获许与家属亲友写信，校级以上的印俘军官还可以发电报。出于管理纪律的需要，各收容所事先向印俘宣布了写信的有关规定。

    在被收容期间，印俘同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英国、刚果（金）、尼日利亚等国和英占香港、葡占澳门地区的亲人通信，共发出信件超过1万封，电报100余份，收到信件5000多封，电报50多份。

最爱看电影《白毛女》

    印俘往往从我军的实际行动来看中国政府和人民，稍有点地位的印俘官兵都轻视劳动，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印俘军官认为不劳动是他们的“尊严”和“派头”，士兵也认为军官不劳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当印俘刚来时，我军宣传的官兵一致，人人参加劳动，许多印俘都似信非信，认为中国人在“搞宣传”。

    有一个印俘到收容所后第一次去拾柴，他看见我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心想：“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我如果不好好干，一定会被捆起来。”后来，他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禾用的，印俘这才恍然大悟：“中国军队真是官兵平等，与印度军队大不相同。”

    中印边界问题是整个印俘教育的中心环节，印俘大多数人不明白真相，他们错误地认为“‘麦克马洪线’就是国界”，“1959年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后，中国和印度争西藏，才出现边境的紧张局势”等等。

    为使印俘明辨是非，我军以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以介绍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为主，向印俘介绍中印之间以往没有对边界问题发生过争执，当前的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

    介绍时，我干部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出几条线的位置，便于印俘了解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知识，向印俘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穿“西藏独立国”的谬论。

    在大量事实面前，印俘大都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站不住脚”，“中国长官讲的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尼赫鲁包庇达赖是一个错误”。

    考虑到印俘的思想情况与教育进度，我军在不同阶段安排了题材丰富的影片，主要以国产片为主，辅以少量印度进步影片，并注意将战斗片穿插放映，从而提高教育效果。我方主要放映印度电影《两亩地》、《两头牛的故事》和中国影片《白毛女》、《红旗谱》、《暴风骤雨》、《勐垅沙》等，其中，《白毛女》最受印俘欢迎，印俘几十次要求重放。

    在放映中国影片时，解说工作很重要，收容所大多固定由一名口语较好的印地语干部担任解说员。每次放映前，解说员都做好准备，尽量做到同声翻译，绘声绘色，抓住人物关系。

    广大印俘士兵出身贫苦农民，深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许多人在目睹电影《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死时难过得流泪，看到黄世仁被斗争时鼓掌叫好。他们说：“当我看到喜儿怀孕，生孩子时，我哭了。”“印度有黄世仁，也有冯兰池这样的地主……农民想得到解放，必须组织起来和地主斗争。中国农民已经这样做了，相信其他各国农民也一定能走中国农民走过的这条道路。”

“中国神灯”是人民的力量

    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外交努力。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

    绝大多数印俘官兵自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分别在西藏沙马以南的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和新疆的斯潘古尔湖等地分11批回国。印俘对中方颇为感激，许多人说：“几个月来，你们对我们这样关心，但是我们为新德里卖命十几年，他们反而对我们如此刻薄，像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在现场，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一见印俘就喊“印度万岁”，但没有几个印俘呼应，我方则立即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印俘都跟着我们喊，使印度红十字会人员很尴尬。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准将达尔维、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5月4日，印俘军官经昆明释放出境。一个月的参观游览，使这些坚持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印俘军官受到了教育，了解到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是友好的。

    为营造轻松气氛，印俘军官一切旅行事宜都以中国旅行社名义具体办理，参观中的保障和联络工作也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负责，我军代表只在印俘集中和遣返时出面，不陪印俘参观，顾全他们的面子。印俘军官的生活待遇，大致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外宾相仿，我方给他们做了西服，发了日用品，他们很感激。

    但印俘军官不同于一般外宾，我方在政治待遇和礼节上做了相应调整，在外地不迎接，不献花，不接见，不送礼（参观名胜古迹时，只由各地中国旅行社出面送点风景画片），这些都是考虑到他们的俘虏身份。

    我方安排印俘军官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重型机床厂、上海华孚金笔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等八个工厂和一个郊区人民公社。在参观肉联加工厂时，印俘军官对我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表示惊讶和敬佩。一位印俘少校说：“旧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人民饿肚子，你们在短短14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一定有什么‘神灯’吧！这灯就是人民的力量。”（注：印度神话故事里描述有“万能神灯”）。

    毛主席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俘虏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说是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政治军事仗。”曾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的印度陆军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舆论上也是胜利者。”（据《档案解密外交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