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训练班： 革命陷入低潮时如何培养干部

陆军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中共党员达2.6万，占当时党员总数的45%。加上脱党与叛变者，中共党员从中共“五大”时的5.7万下降到1万余人。至1929年3月，中央委员中牺牲、病逝、被捕在狱的人数占近三分之一。人才紧缺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难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研究确定中国革命未来发展方针。7月9日通过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要“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训练党的军事人才，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中共“六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时间短、主题明确的短期培训班以其隐蔽性强、“见效”快等优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教育训练干部的主要形式。在同期各层次培训班中，上海中央训练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组织形式。

    中央训练班自1929年初开始举办，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局）部长的周恩来主持，江苏省委委员、代理书记李维汉负责。8月30日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被捕牺牲后，由分管军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直接兼任此职，中央军事部培训班工作也由其主持。

    1930年3月至8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期间，由时任中央组织局成员的李立三主持组织局培训工作。1930年2月1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

    2月至5月，中央军委机关8个处（科、班）中，专设“军事训练班”部门，主任彭干臣，军委负责领导为军委常委曾中生（注：当年11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是年，由彭干臣组办培训班三期，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组办一期。

    1931年2月至4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时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领导朱瑞等人举办了多期兵运训练班。4月后，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中央训练班的举办受到很大影响。

    1931年，赵世兰担任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主任，在上海负责中央训练班工作。至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迁人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项工作基本终止，中央训练班随之终结。

中央训练班如何培养干部

    中央训练班的课程安排紧跟革命任务所需，政治理论教学与专业性训练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学员自学党内文件、学员分组讨论等形式进行。举办时间一般为1个月左右，最长3个月。

    培训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央组织部主办的以进行综合性政治训练为主的中央干部训练班；二是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事部）主办的以培养军事干部为主的中央军事训练班；三是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主办、针对其所分管领域所举办的中央特别训练班。

    1929年2月，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课程纲要规定，中央干部训练班设有“政治任务及争取群众的策略”、“职工运动的策略”、“土地问题与农村工作”、“组织问题”、“士兵运动”、“武装暴动”、“秘密工作”、“宣传工作”、“列宁主义”、“国际概况”等10门理论课和“各省问题实习”、“支部工作实习”2门实习课，应授课56次，240小时。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任务的调整，中央干部训练班的培训内容也随之转变为“游击战争问题”、“怎样做地下工作”、“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等课程。周恩来、恽代英、澎湃、杨殷、陈潭秋、李立三、李维汉、曾中圣、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到中央干部培训班授课。

    在1929年冬举办的军事训练班上，向忠发作工人运动报告，陈绍禹（王明）作政治形势报告，顾顺章讲授特科工作，李翔吾讲巷战技术。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由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组织举办一期军事训练班，主题是贯彻“立三路线”，为攻打大城市培训军事干部，李立三、李硕勋来班授课，刘伯承视察过培训班工作。

    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安全、隐蔽是中央训练班教务保障的首要原则。中央训练班在组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安全稳妥的保卫措施。在隐蔽身份方面，相互称呼“房东”“房客”“老板”“老板娘”“叔”“嫂”等，个人身份、相互关系、互相称呼均预先确定、并经过演习。有时学员还会装作搓麻将或赌纸牌，一面喊“红中”、“发财”，一面听报告。

    中央训练班的学员多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军事工作领导人和各类工作骨干。每班次人数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三四人。参训人员由各省委推荐，中央也会直接选派中央机关干部和来中央汇报工作的地方干部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结合学员意愿和组织决定，由中央统筹分配工作。

    例如，1929年7月，安徽省委选派原在国民党皖系部队中任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孙德清（孙一中）、许光达参加为期1个月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培训结束后，两人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洪湖苏区，参与组建红六军，分别担任军长和参谋长。

    豫南特委书记杨靖宇在河南工作期间3次被捕，其中2次都是被人指认，为了保护干部，河南省委请求中央易地安排他的工作。中央安排他参加1929年初举办的中央军事训练班以隐藏身份，培训结束后原被中央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后留在东北工作。

中央掌握地方实际情况的“窗口”

    中央训练班在上海举办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渐人低潮、各级党组织屡遭破坏的4年，中央训练班也就担负起干部“集结所”和“中转站”的职能。例如，1931年初，湖南省委常委王首道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其间，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王首道即受中央指派进入以“中国互济会政治训练班”名义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任湘赣临时省委书记。

    在中共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相互阻隔的情况下，通过在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这一“窗口”，各级地方党组织、各革命根据地、各支红军部队的干部汇聚于党的中枢，中央领导同志在向学员授课的同时，地方干部也能够利用培训机会反映一线实际情况。

    时任红十四军一团政委的黄火青在1931年初参加中央军事训练班时，针对周恩来提出的“营级单位是否应设政委”问题，对照实际军事工作经验，坚决主张团以上设政委，营一级只设教导员，该意见后被中央军委采纳。

    培养干部是中央训练班的核心职能，地方党组织和学员对此评价颇高。李维舟在1980年回忆道：“这次参加中央训练班的学习，学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吸收了全国各地革命工作的经验。使我这个理论有限、经验不足的党员顿时胸襟开阔，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中央训练班确实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有效培养干部的“捷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训练班所举办的4年时间里，历经党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两次路线转变，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者更换频繁。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造成了中央训练班在组办中天然存在不足。

    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举办过一期中央军事训练班，助推了“立三错误路线”的贯彻执行。在中央训练班组办的同时，中央要求广东、福建、四川、山东、云南、河南、陕西等各省委都要开办培训班教育训练干部，各革命根据地也都大规模采取办培训班的方式开展干部教育，这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的一大特色。

    1933年1月后，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工作全部转入中央苏区，有了根据地的安全保障，组办形式也更加多样。培训班这种干部教育方法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快速高效培养训练干部的一种有力手段。（据《上海党史与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