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想在唐代当官，要走什么程序

    盛唐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辉煌篇章。唐朝都城长安是当时的世界中心，大量的国外商人、使者、留学生汇集到长安，长安城的外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唐太宗更是意气风发的写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

    不可思议的是，朝廷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政府做官。他们既为自己的国家带去先进的汉文化，也为中国带来五彩的文化气息。

外国人在朝廷任职的途径

    据《资治通鉴》记载，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开始，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并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圣堂讲筵者至八千余人”。这其中，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次数和人数最多的国家。仅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日本政府一次就选派了五百名留学生进入长安学习。

    在国子监顺利毕业的留学生可以参加特设的科举考试，及第者可以在唐朝政府为官。考虑到外国留学生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有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还下诏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宾贡进士。“宾贡”的含义主要有三个，一为宾服纳贡，指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归顺纳贡；二为宾礼贡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举人才时，待以宾礼，贡于京师；三为宾贡进士，特指由外邦推举而来的人才应举及第者。宾贡进士在考试难度和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上与本土的国子进士、乡贡进士有所区别，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一定的优惠政策。

    宾贡进士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华夏文化起着积极作用。例如宾贡进士出身，在唐朝做过官的朝鲜留学生崔致远，他回国时带回了许多唐朝的文化典籍，在传扬中国文化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韩国影响极大，因此被韩国人民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被称为“东国儒宗”“东国文化之父”。

    不过，宾贡进士并非外国人在唐朝做官的唯一途径。据史料记载：“卑路斯，波斯王子，国亡来唐，高宗时官拜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左威卫将军，卒于唐。”波斯王子亡国后，逃到大唐，朝廷同情他的遭遇，让他在唐朝当将军，他也为大唐征战了一生。

    当然，像波斯王子这样的是极其罕见的个例，绝大多数外国人想在唐朝为官，还是得通过科举考试。

在唐为官的朝鲜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12岁的新罗人崔致远肩负着父亲对他“十年不第，非吾子”的期望，渡海来到唐朝求学，并于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17岁时考取了宾贡进士，被授以江南西道宣州溧水县尉。

    溧水县尉三年任满后，崔致远自荐到他仰慕已久、文武双全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的幕下做官。高骈唯才是举，任命崔致远先担任掌书记之职，“凡表状文告，皆出其手”。不久，黄巢起义爆发，震惊天下，为稳定政局，安定民心，崔致远执笔撰写了檄文《讨黄巢书》，檄书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言辞之凌厉，令一代豪杰黄巢都心生怯意。

    因为檄书文采飞扬，锋芒毕露，一时间妇孺皆知，崔致远一战成名。高骈又加授崔致远馆驿巡官之职，除撰写文告外，还掌管公文传递、官物转运、官员接待等事宜。后来，高骈特授崔致远以都统巡官，教阅军队、参与军事活动。崔致远从一个儒生，转变为一个军事官员，可谓志得意满，“称心怀捧檄之荣，满口咏从军之乐”。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27岁的崔致远因离开祖国多年，思念日甚，向高骈递交了辞职书。高骈以加封名衔和丰厚赏赐为他送行，唐朝朝廷又授予他唐朝“国信使”，委托他承担起加强新罗与唐朝交流的重任。于是，崔致远在恋恋不舍中离开了扬州，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

    崔致远归国后，曾任侍讲兼翰林学士，官至武城太守。然而新罗王位频繁更迭，政途瞬息万变，官僚腐化堕落，崔致远的仕途也一波三折，屡遭排挤。公元886年，宪康王死后，崔致远被外放至泰山郡任太守，两年后被外放到更远的富城郡，从此他再未回到中央政府任职。

    然而一心想改革的崔致远于公元894年发表了《时务策十余条》，欲重振新罗，但未得到中央贵族的采纳，失望透顶的他便携家人隐居于江阳郡之伽倻山以终。

    崔致远以儒学为基础去改革骨品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虽然在新罗时代没有被政府认可，却在后来的高丽王朝时期华丽绽放，在高丽王朝国家体制以及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崔致远除了官员身份，还是一位名扬天下的诗人，他被唐朝文坛誉为“文童”，并且以著名晚唐诗人的身份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以至于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朝鲜人。

在唐为官的日本人

    看过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相信都会对电影中一个钦慕杨贵妃的日本人印象深刻，他就是阿倍仲麻吕。

    唐中宗嗣圣十五年（公元698年），阿倍仲麻吕出生于日本大和国（今奈良县），他的家族是孝元天皇之后裔。19岁时，才华出众的阿倍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于唐开元五年抵达唐朝，九月入长安太学学习。

    阿倍仲麻吕经过数寒窗苦读，参加唐制科举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据日本学者木宫彦泰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日本存有遣唐使制度的两百多年间，阿倍仲麻吕是其中唯一科举及第的人。这并非是日本留学生天资愚钝，而是科举制度中，进士是高等文官仕补，对诗文的要求极高，即使对中国人而言，考中进士者也是凤毛麟角。

    考中进士后，他被唐朝朝廷任命为洛阳司经校书，负责典籍整理，并陪同皇太子研习学问（正九品下），其后逐年升迁，历任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甚至秘书监，能经常在唐玄宗身旁侍奉。唐玄宗对阿倍仲麻吕的才华很赏识，特地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

    阿倍仲麻吕在唐为官近二十年后，跟崔致远一样思乡心切，于是上书唐玄宗请求回国。唐玄宗爱才，不给办离职手续。当他在唐为官36年、已经55岁时，他再次上表请归。唐玄宗这才准许他回国，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还将其官职升为从三品，并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唐玄宗还特意给他写了一首赠别御诗：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但是，天不遂人愿，阿倍仲麻吕的船随风漂到了越南，并遭遇了当地土人的袭击，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仅有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生还。看来日本是回不去了，他只好再次辗转回长安，并决心仕唐终生。

    他重返仕途，先后深得肃宗及代宗信任，历任要职，由左散骑常侍（御前谏官，从三品）至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河内当地最高官员，正三品），最后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公元770年1月，阿倍仲麻吕在长安病逝，葬在长安，唐代宗追赠他”璐州大都督“的称号，以纪念他为唐朝奉献终生的功绩。公元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

    除了阿倍仲麻吕，还有一位在唐为官的日本人很有名，叫藤原清河。他是日本圣武天皇外戚，在朝廷一直担任要职。公元752年，他率领遣唐使团前往长安拜谒唐玄宗，被玄宗称赞为有君子之风。玄宗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藤原清河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又画下藤原清河与吉备真备的形貌纳于蕃藏之中，足见其所受的重视。

    公元753年，藤原清河决定带著阿倍仲麻吕一起回国。临走前，他还拜会鉴真大师，邀请大师一起去日本传授佛法。时年已66岁且双目失明的鉴真慨然允诺，于是藤原清河带著鉴真一行，四艘遣唐船于十一月从扬州出发，沿南岛航线返回日本。结果，就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他们没能顺利回到日本，在越南捡回一条小命的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只得又回到长安。

    回到长安后，藤原清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河清，唐玄宗任命他为特进秘书监。公元759年，日本淳仁天皇专门派出以高元度为大使的遣唐使团迎接藤原清河回国，但此时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以行路危险为由拒绝放藤原回国，藤原不得不再度羁留于唐。

    此后近二十年，一直回乡无望的藤原在唐结婚，并生育一个女儿名叫喜娘。而在日本，他的官位也被遥授至从三位，以遣唐大使兼常陆守及民部卿。唐朝也追赠其为路州大都督。（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