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炸愈强的抗日“兵器库”

    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陆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1937年11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1938年10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尽管困难重重，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还不断改进、仿制新式武器，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血肉之躯”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

    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战初期，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1938年底，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装拆简单，调整射程需时极短，每分钟可发射20发，批量投入战场后，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量日益改进。1938年到1945年，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炮弹近600万颗，步枪近30万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4万门，掷弹筒6.8万具，甲雷42万多颗。”唐润明介绍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们，猛进！猛进！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战情绪，上下一心，坚逾金石。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任务极为艰巨……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迄至胜利。”

    这是抗战胜利后，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的一段记叙。和陈哲生一样，当时身处艰险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焰，无不“拼命流汗牺牲，竞图赶造”。

    生于南京，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工厂子弟郑洪泉，今年已90岁高龄。他至今记得80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刚搬到重庆时，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李承干，1919年进入汉阳兵工厂，1931年任金陵兵工厂厂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此后的二十一工厂不断扩产壮大。

    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有时甚至喃喃自语：“炸我们吧，炸我们好。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

    为激励职工斗志，鼓舞大家战胜困难。李承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识的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从此，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干带领下，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厂，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到抗战末期，其武器产量已达“全国轻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样头顶轰炸“猛进”的，还有钢迁会的员工们。抗战期间，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日军空袭至少有三次，死伤员工约200人。但面对敌人的残酷轰炸，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铁的90％、钢的65％、钢材的40％。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老工人邹宗友回忆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