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常家树
1930年12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以红色根据地为依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全新战法彻底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场作战胜利的政治价值，不但验证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建设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开创了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先河；而且在作战实践中，针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所采取的全新作战原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产生重大的后续影响。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功实践，是取得第一次反“围剿”
胜利的政治保证
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1930年秋，蒋冯阎大战结束，军阀混战局面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甚至还来不及喘息一下就开始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他的心头之患——消灭红军，踏平苏区根据地。这种军事“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无论是湖南、江西的一省“进剿”还是几省联合起来的“会剿”均是地方局部性行动；这次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的行动。“围剿”的兵锋所向直指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对于敌人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于被动地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要打破强大敌人的军事“围剿”，最可靠的深层次战略准备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建设。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大“围剿”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实战检验。
第一次反“围剿”，初步形成了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作战原则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当时敌军的情况是：蒋冯阎军阀混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调集了8个师约10万大军编成3个纵队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企图寻找红一方面军决战。
毛泽东认为，在目前，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和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形势远未改变是红军临战的前提条件。如此，红军须力求避免与敌在不利于我的环境下与敌决战，我应向苏区根据地实施大踏步战略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于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因此，采取“诱敌深入”是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10月30日，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先行退却、东渡赣江。
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4万人，全部移师赣江以东，进入指定地区。
第一次反“围剿”
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后续影响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具有战略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是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第一次集中大兵团对抗。结局以国民党军惨遭失败而告终。这一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这场战争的胜负对国共两党尔后在争夺天下的军事行动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政治价值上看，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前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赣边界正确成功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翻身解放成为土地的主人。有了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从军事价值上看，红军从第一次反围剿所开创的基本战法，“等到战胜敌人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的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在此后近二十年的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上升到高深层次的理论范畴，逐步形成科学严谨的毛泽东军事科学理论；而国民党并没有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几十年如一日固守传统僵化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军事原则，从而战无不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先兆。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实施指挥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所形成的军事思想与作战原则，无论是“积极防御”的“诱敌深入”，还是“防御中的进攻”，包括作战形式上的“运动战”，其成功表现是“歼灭战”，否则就不可能通过战役上的胜利以达到改变自己在战略劣势地位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初期，敌我力量的对比是相当悬殊的，红军只有通过战役上的速决战和歼灭战才能逐步改变这种力量对比。毛泽东形象地说明了我们必须争取歼灭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十个师不如歼灭一个师”这种歼灭战的方针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深入地研究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经验，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中国革命战争总的战略方针。
这一战略方针，在不同的战争时期或阶段，由于敌我情况和作战任务不同，还需要有不同内容的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在各个战争时期，毛泽东出色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其中包括红军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二、三、四次大“围剿”；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后，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1938年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方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1946年，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提出“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方针等等。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都是从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的发扬光大。这些正确的作战方针的执行，确保了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以弱胜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与此相反，如违背这个正确的方针，革命战争就遭遇挫折或失败。1931年至1934年，在党中央处于领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废弃前几次毛泽东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实行“进攻路线”，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进行所谓的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的所谓正规战，提出“短促突击、堡垒战、消耗战、持久战”与大后方主义，实行绝对集中指挥，搞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结果，使红军元气大伤，第五次反“围剿”举步维艰，最终遭致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从第一次反“围剿”以来，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度科学性与无与伦比的正确性。（据《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