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蒋经国日记归属之争

  • 李菁

        历经多年诉讼,备受学界关注的蒋介石、蒋经国日记所有权诉讼案,日前在台北地方法院有了初审结果:“两蒋”任职期间的文物归属“国史馆”所有;任“总统”前的档案归私人所有。

        作为当年把“两蒋日记”引进到胡佛档案馆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表达了忧虑:“‘两蒋日记’对于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是极珍贵的史料。目前台北的判决虽然不是终审,但如果真的把两位蒋先生的日记分别归属于‘国史馆’或家属,那就等于把‘两蒋日记’拆散了,非常不利于日记的保存与研究。”

    “两蒋日记”入“胡佛”

        存放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始于1918年,直至1972年蒋介石因病中止,跨度长达54年(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但1915年至1917年的部分早期日记佚落);蒋经国日记则从他1937年自苏联返回中国开始,一直到1979年底,两份皆以毛笔书写。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他的日记由蒋经国保存;1988年,蒋经国去世,蒋氏父子日记则由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保存。这些日记后来被蒋孝勇带到加拿大,后又转到旧金山附近的湾区。1996年,48岁的蒋孝勇因癌症去世,这部分档案就转由他的夫人蒋方智怡保存。
        2003年夏天,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保存了国民党1894年至2000年的党史资料。完成这一项“大工程”的签约之后,郭岱君萌生了游说蒋方智怡的念头。此时,台湾岛内的“去蒋化”风潮也波谲云诡,蒋方智怡也在考虑如何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存放日记。
        其实,当时找蒋方智怡商谈“两蒋日记”之事的机构非常多。胡佛研究所的优势在于,早在20世纪70年代,宋子文的家人就将他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近30年胡佛也是严守这个协议,完全没有人动过。所以,宋家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郭岱君说。
        2004年圣诞节前三天,在蒋方智怡家,郭岱君代表胡佛接收“两蒋日记”,将近700本日记,还有一些抄件,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但因为年代久远,有的纸已经粘在一起。当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日记存放于加拿大,由一位中国人替他们保存。胡佛研究院派76岁的马若孟亲赴加拿大,在一个保险库里取回了剩余的日记。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签署协议,同意以暂存的方式将日记公开。2006年,胡佛档案馆开放了蒋介石从1917年至1931年的第一批日记;2007年4月,又开放蒋介石从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按照计划,蒋介石日记全部开放之后,2010年会接着开放蒋经国的日记。但这一计划,却因“两蒋日记”的归属权诉讼案而耽搁下来。
    纷争不断官司迭起

        对蒋方智怡来说,决定公开日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学者们几乎一致赞赏,来自岛内的争议甚至负面之辞却未消失过。另一个不和谐之声来自蒋家内部,反对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女儿蒋友梅。蒋友梅认为日记所有权应为蒋家继承人共同所有,蒋方智怡没有资格代表蒋家与胡佛签协议。2010年,盛传已久的家族矛盾终于公开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诉讼。
        蒋友梅在律师函中认为,拥有“两蒋日记”的“全体法定继承人”有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9人。在蒋友梅看来,仅是继承人之一的蒋方智怡单方面与胡佛研究所签约,是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她希望立即改成胡佛与“两蒋日记”全体继承人签约。
        对于蒋友梅的举动,蒋方智怡第一次通过律师表示,“相信自己在历史上是做对的事”;她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立场,影响文物应公开的大局。双方僵持不下,多方协调无果。2011年10月4日,“两蒋日记”的继承权所有人问题首次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但是在审判前夕,蒋友梅方面发表声明,称既然蒋方智怡与蒋友梅双方都认同“两蒋日记”为全体继承人“公同共有”,那就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因而撤回起诉。
        或是对被动卷入“两蒋日记”此起彼伏的纠纷有点不堪其扰,2013年9月20日,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圣荷西联邦法院提起了“两蒋日记”所有权的诉讼案,对蒋家遗产所有的法定继承人提起“交叉诉讼”,要求蒋家后人自行解决他们对蒋介石日记所有权的纷争,让校方不再受到不同蒋家后人及亲戚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并将这份史料交还给合法的继承人。胡佛研究所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说,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用法律来厘清所有权的归属。
    蒋方智怡当庭落泪

        当斯坦福大学提起诉讼时,9位“两蒋日记”法定继承人增加到10位——新增加的这位唯一“不姓蒋”的继承人,是蒋介石与前妻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之子陈忠人。
        2012年,87岁高龄的陈瑶光在上海病逝,去世前一年,她曾委托律师对斯坦福大学和“中研院”发声明,认为她是蒋介石仅存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也对蒋介石日记拥有合法继承权。陈瑶光过世后,斯坦福将她的儿子陈忠人列为本案被告之一,使得“两蒋日记”的保管和出版更加复杂。
        2014年,包括蒋方智怡在内的几位继承人表示,愿意把包括“两蒋日记”在内的文物继承权转给“国史馆”。于是剩下斯坦福大学、“国史馆”、蒋友梅和蒋孝严这四方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案里。
        2019年夏天,在各方的努力协调下,斯坦福大学与台北“国史馆”、蒋友梅与蒋孝严家属达成谅解。简而言之,诉讼归诉讼,但各方同意开放蒋经国日记复制本,以供学界使用。
        在此之前,2015年,“国史馆”向美国方面申请将诉讼移到台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得到同意。当年10月,“国史馆”提起了“两蒋日记”的第三起诉讼——确认其所有权的民事诉讼。据台湾媒体报道,在一次传讯中,重重压力之下的蒋方智怡还当庭落泪。她自诉为了保存这批日记“尽心尽力”,也花了不少钱,“身为蒋家媳妇做我该做的事,若有人认为我做得不够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用‘侵占’来指责我”。
    有些地方要不要涂黑

        受蒋宋家族委托,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俐璇负责在胡佛研究所审阅日记。胡佛中心向她介绍了几个原则:对原文件不能删,也不能销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家属可做些处理:一、涉及个人隐私部分;二、个人健康问题,比如皮肤病或一些怪病,家属不希望公开的;三、家属方面的财务问题;四、对外人不甚友好的批评。考虑到当事人的后代仍然在世,为避免尴尬,可将日记上的名字遮掉。但所有过滤掉的东西,到了2035年仍会全部公开。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蒋介石日记开放后,第一批去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学者。他说,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相对而言,蒋介石早年的日记被涂改的地方比较多。不过,每涂一个地方,都要在书眉上面盖一个章,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涂”,要求非常严谨,按照美国的档案法,被涂黑遮盖的地方30年以后都要恢复原状。
        有一次,杨天石在查阅档案时发现,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大骂宋子文。大意是说:大家原来都说宋子文很廉洁,现在看来宋子文居然也贪污,而且被我抓到证据了。宋曹俐璇告诉杨天石,她在看到这一段原文时也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涂黑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公开出来对宋子文家族不利,可最终保持原文公开。巧的是,香港有位专门研究宋子文的学者郑会欣看到了这一段,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冤枉了宋子文。后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宋子文恢复清白。
        蒋经国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在蒋介石要求下开始写日记。每年年底,蒋介石还会审阅、批注蒋经国的日记,来观察他的政治修养和修为。“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蒋经国的日记写得蛮刻意的,不敢说真话;但也有人认为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写了自己的真性情,比如对于某些人物的批评非常直率。”林孝庭说,在他看来,“数十年来没有间断地写日记,单就这一方面来说,它所呈现的内容,就很值得历史研究者去研究。我们可以窥见,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于某些重要的议题,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于过去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也可以提供新的线索”。(据《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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