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苏北劳改农场大迁徙始末

杨学军

    1962年是原苏北新人农场（华东公安部劳改总队）建场10周年。但是，原定的庆祝活动被取消了，上级给出的理由合乎情理且无懈可击：灾害刚过，为勤俭节约计，不宜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其实，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是：台海形势严峻，服从战备需要。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初，便打出了“反攻大陆”的旗号。其针对大陆的诸如飞机侦察、特务潜入、攻心策反甚至小规模武装袭击等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但当时除了与台湾一海相隔的福建沿海地区，同样沿海的“北五场”（东直、民生、新荡、潮河、大有农场）所在的黄海地区，暂时还没闻到很浓的“火药味”。

    进入20世纪60年代，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于1961年7月11日召见国民党军重要将领时激动不已：“目前形势对我有利”，“如果此时不打回去，今生就没有机会了”。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为贯彻蒋介石的这一“训示”，台湾军方秘密制订了“以炮战为先导，挑起局部战斗，进而全面进攻”的“国光计划”。一直干预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悍然决定在台湾地区部署两种核武器。

    这一情报，很快被中共高层掌握。根据美军飞弹射程和战机飞行半径推算，大陆可能受攻击的范围已不止是福建沿海，而是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诸多内陆城市。因此，大陆的对台防务，需要做根本性的变更。

    一夜之间成了“黄海前哨”的“北五场”（亦被称为“大有地区”），颇有“仓促应战”的意味。1962年7月31日突然下发的《大有地区协作指挥部备战方案》，则着实让他们看到台海形势的严峻。

    1962年9月30日，场里下发了战备预定方案。次日，五个农场全部进入战备值班，其他活动（包括庆祝纪念活动）一律停止。从当月开始，在改造、生产两项工作之后，又增加了战备工作。作为加强战备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场党委都配备了军人身份的党委成员。普通干警并不知情，由于地处位置特殊，他们所在的这五个农场此时已被列为军事要地。

    起先，这些军事行动是悄悄进行的，以至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误会：备战期间，农场的几个半大孩子，发现有陌生人使用望远镜和图板，在悄悄地做绘图作业，立即向场部作了检举，以为是抓到了一帮“特务”。经查，原来对方是某部的国防施工先遣测量人员。

    其后，大批的国防施工部队开进了劳改队。随着一个个碉堡和工事拔地而起，这里的“军事要地”之说已不再是秘密。

    1963年10月8日，10名台湾武装特务在距“北五场”70公里的射阳县海岸登陆，被我军民一举抓获。随着这一事件的公开宣传，沿海地区劳改农场的“走”与“留”的问题，终于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到了1965年，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海峡这边，“北五场”“走”与“留”的问题被再度严肃提起。

    “走”的方案有三：其一是“撤”。这样做虽然干净利落，但经济损失较大，人员分流困难也大。其二是“建”。即利用原班人马在省内某合适场所，重新建立一个或几个劳改单位。其三是“换”。在省内选择一家条件适合的国营农场，与沿海的这五家劳改农场对调。这样做，既可以节约成本，又可以确保双方工作和生产的连续性。

    结果，方案三被采纳。接下来，经过反复调研和勘察，地处泗洪县的国营洪泽湖农场被选中。

决 策

    由于事关备战大局，又经江苏省委领导亲自表态，加之省公安厅给出了丰厚的置换条件，洪泽湖农场的主管部门十分爽快地表示配合。

    客观地看，这次农场调换，是绝对的以大换小，以强换弱，以富换穷。别的不说，单说土地和房屋，其差距之大，就令人咋舌：土地面积，前者为25万亩，后者为14.6万亩；房屋面积，前者为33万平方米，后者仅6万平方米。

    洪泽湖农场曾于1965年6月初，组织分场以上干部25人赴“北五场”参观，以“统一思想”。看到整齐的房舍、沟渠路配套的条田、青青的棉苗和金黄的麦浪，参观者禁不住心头一喜！参观中又听说，为保证迁入者无缝隙地投入准机械化生产，“北五场”还超计划留下一批农机和耕畜。

    相比之下，“北五场”所面临的难度则大得多，不少干部认为，这次迁场得不偿失。特别是“八六海战”我军获胜后，他们更认为迁场没有必要。但“未雨绸缪”，这个道理还是应该懂的。

    “北五场”要求干部们懂得的道理还有：农场资产是国家的，带什么，带多少，不带什么，即使是“以大换小”，全是上级说了算，小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

    所谓“以大换小”，无异于“把大象装进冰箱”——那就得“瘦身”。

    首先是干部总数得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选择。

    其次，“北五场”的犯人也需要“瘦身”。其措施是：暂停接收新犯，对现有人员进行清理（释放、解教、调出），以适应新场的规模要求。

    按照迁场计划，民生农场场长谷万江（后为洪泽农场首任场长）带人组成先遣组，深入洪泽湖农场，协调关系，勘察地形，了解情况，找出症结和解决办法。

    在迁场工作交办会上，谷万江提出了制约迁场建场顺利实施的两大问题。

    一是住房紧缺。这次迁场涉及众多犯人和800户干部及留场人员家属，而洪泽湖农场现有房屋只能解决四五千人住留。因此，必须立即启动住（监）房建设工程，争取在年底前，抢建出6万平方米的房屋。建房所需的砖瓦房料等物资，需要省厅统一调配。

    二是迁场所需的运输工具，如汽车、船舶等，也需要省里提供帮助。对此，省厅当即拍板，指派劳改局一名副局长坐镇，从苏州、无锡等地的劳改单位调集船只，从所属的第四机床厂（同时生产砖瓦）向洪泽湖农场紧急调拨砖瓦，支持建房工程。同时，为迁场提供车辆运力资源的保障。

启 动

    关于此次调换迁徙的启动时间，《洪泽湖监狱志》中记载的是1965年11月22日，江苏省农垦公司、江苏省公安厅劳改局的档案资料显示：迁场时间，“从11月份开始，到明年3月份前迁移结束”。但据谷万江等老同志回忆，上述的时间记述，是为了便于农场交接，统一人员调动时间而“设定”的口径。事实上，由于充分考虑到正常工作生活需要，进入10月份，搬迁工作即已陆续铺开。

    为确保搬迁顺利，“北五场”领导班子临时作了组合，兵分南北两路：

    南路由谷万江带着先遣组在洪泽湖农场搞建设，待接收。本着“先监房、后住房”的原则，新成立的施工大队四个中队人员“三班倒”，按照每天4栋24间的速度抢建住（监）房，先期建成（改造）的一到五大队的监房，用于临时集中关押全体犯人。干部家属陆续迁来后，则集中安置在场部和二、四、八大队四个家属区。待迁场大头落地，再腾出手来，在六到十大队建造监房，以平衡分布犯人。

    当时的要求是：“犯人保证有房住，干部住房不保证。”不保证，不等于无住所，有个工棚、草房暂住就行。首任场党委书记、政委范迪安一家从盐城搬来，直到1970年离开农场，一直“暂住”在两间茅草房里。

    北路由范迪安牵头，在“北五场”负责撤场、调干和编组调运犯人以及干部家属，做好与对方农场的交接工作。

    当时，有关迁场的去向和时间安排等情况，对犯人是严格保密的。直到启程当天，才通知“调动”。为确保安全，场里出台了一系列编组运行的规范和纪律。

    对“北五场”的劳改干部来说，在短期内长途押运大批犯人的事，从未经历过。押运犯人有水陆两条路可选。水路耗时太长，难保安全，不宜选择，但可用于家属和物资运输；陆路虽有200公里的路程，却能在当天来回，安全隐患较小。因此，场方决定，犯人运输，主要采用陆路。

    到1965年底，犯人押运任务全部完成，并实现了“无逃脱”、“无伤亡”的既定目标。（据《钟山风雨》）